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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陟县位于河南西北部,焦作市东南,黄河与沁河交汇处,古代这里长期被视为黄河中下游的分界点。2020年十一,我来武陟县串门儿,在当地朋友陪同下打卡了千佛阁、青龙宫、嘉应观、妙乐寺塔、城隍庙等几处古迹,又在王老赏吃了顿正宗烩面,对于这座千年古县有了一些了解。武陟全部 历史 几乎都与漕运和治水相关,现存的古迹也大都伴水而生,这在北方城市中是非常少见的。
武陟县设立于隋开皇十六年(596年),此前境内还有两座更古老的县城。一座是怀县,位于沁河南岸妙乐寺塔附近,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在春秋晋国古怀城旧址上建立了怀县,汉高祖二年( 前205年),怀县升级为河内郡治所。武陟县建立后,怀县撤销并入武陟县,旧城也废弃了。另一座是武德县,县址位于大城村,建于公元前219年,西晋初年废县。
武陟县的武,指的是周武王,陟的本义是登高,相传当日武王在此指挥军队渡过黄河,灭商兴周,武陟意为“武王高升”之地。附近的修武县相传为武王休整军队的地方,焦作待王镇,相传为当地百姓 “箪食壶浆,以迎王师” 之地。为何西周初年的故事,在隋朝初年才得名呢,这是因为隋文帝杨坚统一天下时,曾常年转战于沁水流域。隋朝建立后,大臣们为了讨好皇帝,将杨坚比作周武王,借古喻今,拍他马屁而已。
隋大业四年(608年),杨广开始修建大运河,作为沟通南北的渠道。隋朝大运河以洛阳和长安为中心,线路呈一个躺着的人字形,北方的一撇是永济渠,南边的一捺是通济渠,撇捺的开口处即是武陟县。之所以这样设计是因为武陟地处黄土高原与华北平原的交界,地势最高,便于开渠引水。黄河上游两岸有峡谷束缚,河道较为稳定,然自武陟县以下,黄河进入了一马平川的华北平原,成为地上悬河,因而自古有“悬河头,百川口”之称,在相当长的 历史 时期内,人们都将这里作为黄河中下游分界点。
当日隋朝大运河贯通后,武陟就位于永济渠起点,城北临沁水,南依黄河,交通便利,成为重要的货运码头。隋唐以来,武陟地面繁荣富庶,是漕运物资的中转站,除沁河南岸的县城外,沁河北岸也形成了码头市镇,这就是木栾店镇。关于木栾店名称的由来,当地说法不一,隋唐时期这里曾作为木材装运的码头,据说最初名称是木栏店,指的是货栈内堆放的木材或是外面围起的栏杆。
武陟老县城位于沁河南岸,始建于唐武德四年(621年),最初是土城,明末扩为砖城,解放后废弃。城为圆形,周长四里77步,开、东、西、南三座城门,东为临沁门,西为望行门,南为永赖门,各门外都筑有瓮城,北墙紧靠沁河大堤,为防水患未设城门。城池最初高两丈五尺,明清以后逐步加高,并在正北、东北、西北、西南、东南四面筑了角楼,城内有东、西、南、北多条大街,县衙位于东北、文庙位于东南。
县城北面的沁河发源于山西平遥,蜿蜒流经黄土高原,泥沙含量多,下游泛滥频繁。元代以后,永济渠河道逐渐淤塞,失去了通航能力。加之南面的黄河也是一条地上悬河,两下夹攻下使得位于两河中间的地面逐年增高,县城多次被水围困。到了明万历年间,沁河决口冲毁了黄河大堤,黄河水倒灌,沿东北方直抵华北平原。河道总督潘季驯下决心根除武陟沁河水患,在县城东面修筑了一道金堤,阻断了河道东北的流向,沁河水在老城与木栾店中间穿过后直接改道向南,从方陵村入黄河,避免了平行河道相互影响。
沁河改道以后,木栾店获得了广阔的发展空间,迅速兴旺起来,形成了一城一镇的二元格局,南面的老县城作为机关衙署所在地,北面的木栾镇则集中了大量商户、民居、会馆、寺院,形成了南街、北街、东街等主要干道,著名的千佛阁就建于这一时期。
清代中叶以后,黄河大堤已经高过了武陟县城楼,当地官员有了搬迁县治的计划,木栾店此时也筑起了城墙,城周围九里十三步,开六座城门。直到民国年间,当地政府将公署正式搬迁到木栾店,从此老县城逐年荒废,1954年,木栾店改名木城镇,成为新县城所在地。1982年,当进行了沁河杨庄改道工程,在旧堤的南面新筑了两道防洪大堤,自此老县城被彻底淹入河底,再无遗迹,城内仅剩的城隍庙搬迁到老南关附近。
我们的武陟县之旅从沁河南岸的妙乐寺塔和城隍庙开始,驱车驶过大桥时,发现沁河水已经非常细弱,九十年代以后,沁河上游修了河口村、张峰等水库,河水都被截住了,我们开车走的这条路就在建沁河大堤顶上。
妙乐寺塔位于沁河南岸的怀县旧址上,始建于唐,后来塔被洪水冲毁,五代后周显德二年(955年)在原址重修。妙乐寺塔为十三级密檐砖塔,平面呈方形,内部是空心的桶状,高34米。塔身自下而上每层高度均匀递减,外轮廓呈抛物线形,弧线比唐塔小,这是五代时期的建筑特色。塔身二层以上各层的四面,均隐出直棂窗形。南壁二层至十三层各一龛,内置铜佛,各层檐翼角下建有仿木结构角梁,梁头悬铁风铃。
妙乐寺塔最精巧的部分在塔刹,为铜制鎏金,高6.74米,由须弥座、七级相轮、宝华盖、水烟、仰月、三重宝珠、刹尖组装而成,刹柱上有铁链四根,系于塔顶四角,由四尊鎏金铜师镇压。塔刹所有构件均一次浇铸成型,没有焊口及铆钉,工艺精湛,特别是鎏金铜狮子,造型独特,面部狰狞,保存完整,全国罕见珍品。塔刹最顶的刹尖上,铸有文字十二行169字,上有“显德二年岁次己卯二月二十一日庚申建塔”,记录了建塔的确凿年代。
妙乐寺塔的建筑质量非常好,围绕宝塔的妙乐寺历虽经多次重建,在清末年就已倾圮。而这座塔历经了千年的地震、洪水等各种自然灾害,依然完好无损地保留至今。尤其是塔刹部分,当日采用的是黄铜一次性浇筑,年深日久,金属氧化后看起来是黑黑的,当初建成时塔顶是金**的,在阳光照射下耀眼生辉。
回程的路上,我们顺便去看了一下老城隍庙,这是老县城唯一一处建筑遗存,不过也已经是搬迁之后的了。武陟县城隍庙始建于唐代,曾是怀庆府诸县中规模最大的一座,非常有名。抗战时期毁于战火,成为废墟,1982年沁河改道工程之后,村民收集了老城隍庙遗存的构件,新修了这座城隍庙,于九十年代初落成。庙虽然是重建的,但香火十分旺盛,当然武陟县就没有香火不旺盛的庙。
城隍庙山门前堆满了当地老乡晾晒的玉米棒子,西侧墙上绘有老县城介绍和城隍庙平面图,老县城昔日庙宇众多,有火神庙、马王庙、三元堂、府君庙、观音堂等等,不过都已无迹可寻了。我们在院子里转了两圈,看到后殿有几个家长带着孩子来烧香,孩子至少上中学了,估计是来还愿的。姐们儿跟我说,我们武陟县的这个民间信仰是有传统的,无论老幼都信这些,咱妈也信,弟弟的工作就是咱妈去烧香时候,怹一个老姐妹给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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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重镇,河南武陟(2)·千佛阁与青龙宫,花店街上的山西会馆
黄河重镇,河南武陟(3)·庙宫嘉应观,关于黄河治水的那些事儿
视频:妙乐寺塔
皖籍女作家 苏雪林
苏雪林(1897年2月 24日 —1999年4月21日)女,作家、文学家。乳名瑞奴、小妹,学名小梅,字雪林。后因升入北京高等女子师范,将“小”字省去,改为苏梅。由法回国后,又以字为名,即苏雪林。笔名有绿漪、灵芬、老梅、天婴等。1897年生于浙江省瑞安县县丞衙门里,自嘲为半个浙江人,原籍安徽太平县(今黄山市黄山区)岭下村。三十年代初,苏雪林曾被称为阿英“女性作家中最优秀的散文作者”,其散文除若干写景外,多为记人叙事抒怀的随笔小品。其文语言明快,文白夹杂而多见理趣,虽然未必十分深刻,但也已颇具学者散文风范。只是她曾撰文攻击过鲁迅、郭沫若等左翼作家及发表过反共言论,因此在大陆不为人所喜
半生“反鲁”
苏雪林性格中常常显露出“善争辩”的特点,她曾几次主动在现代文坛上展开论争。从三十年代开始,她撰文参与关于李金发象征派诗的争论,与覃子豪先生展开了几个回合的讨论。接着又在《鸠那罗的眼睛》出版后,与向培良先生关于戏剧的布景和舞台上的表演等问题展开讨论,写了《演剧问题答向培良先生》(1935年4月16日《武汉日报》)。这些讨论和论争主要是集中在如何看待和评价文艺作品问题上,限制在文艺本身的范围内,可以说是学术之争,并且是双向的,有来有往。而苏雪林对鲁迅的论争与上述情况则迥然不同,从表面上看似笔墨形式,但内容的实质却完全脱离学术,成为一种政治上的对立状态,而且是单向的,有来无往。因鲁迅已于1936年10月19日病逝,而苏雪林对鲁迅的敌对态度,却是在鲁迅病逝后的一个月内开始的。苏雪林反对鲁迅的时间之长,发表文章之多,在历史上是少见的。她对鲁迅的看法从赞颂到反对也是众人皆知、举世瞩目的。早在二十年代苏雪林与鲁迅并无积怨,1928年她曾与鲁迅共同参加过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举办的宴会;1929年5月苏雪林在《写在(现代作家)前面》一文中称鲁迅是“中国最成功的乡土文学家”。以后在《周作人先生介绍》中对鲁迅及其《阿Q正传》的评价是:“对中华民族病态具有深刻研究的”,“立下了许多脉案和治疗之方”。1934年冬,她发表了《阿Q正传》及《鲁迅创作的艺术》(《国文周报》11卷14期),对鲁迅小说的创作艺术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对鲁迅的两本小说集《呐喊》和《彷徨》评价说:“两本,仅仅的两本但已经使他在将来中国文学史占到永久的地位了”。该文中将鲁迅小说的艺术特点概括为三:“第一是用笔的深刻、冷峻……;第二是句法上的简洁峭拔……;第三是体裁的新颖独到……。”直到六十年代后期,苏雪林写作的《我对鲁迅由钦敬到反对的原因--鲁迅逝世三十周年纪念》(收入《文坛话旧》)一文也直言不讳地表达了她对鲁迅的钦佩之情:《阿Q正传》可真把我们闹疯狂了,大家抱着读这一篇,读后又互相批评。当时我们欢喜的只是文章里的幽默与风趣,……我读了周作人的评价,对《阿Q正传》始获得深一层的看法,更觉得这篇小说的价值之高。
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苏雪林对鲁迅突然由钦敬走向反对,乃至敌对的态度呢?她在同一篇文章中说:“什么时候对他观感幡然转变呢?那就是女师大风潮以后。由于苏雪林与鲁迅对女师大校长杨荫榆女士在女师大风潮中的所作所为看法截然相悖,继而牵涉到对支持杨荫榆的教育部长章士钊的态度也产生分歧。随着时局的变化,苏雪林与鲁迅在政治上的分歧愈来愈大,其言辞也愈来愈激烈,真可谓“嬉笑怒骂,兵戈相见”。苏雪林于1936年11月12日写了《与蔡孑民先生论鲁迅书》,拉开了她“半生‘反鲁’的序幕”。第二天她写了《理水和出关》,对鲁迅进行冷嘲热讽。又过了四天,即11月18日,她写了《与胡适之先生论当前文化动态书》(发表于1937年《奔涛》创刊号)。苏雪林在该文的《自跋》中写道:“以鲁迅一生行事言之,二十四史儒林传不会有他的位置,二十四史文苑、文学传,像这类小人确也不容易寻出”。从1936年秋末至1937年春,苏雪林连续写了多篇文章《说妒》《富贵神仙》《论偶像》《论诬蔑》《论是非》《过去文坛病态的检讨》《对(武汉日报)副刊的建议》《论鲁迅的杂感文》等,发表于成都《军中文艺》(署名“野隼”)《武汉日报·鹦鹉洲》《文艺》民族专号、《奔涛》等刊物上,无论从内容及语言上看都十分激烈,较之前两篇有逐步升级之势。 1949年,苏雪林到台湾后,国共两党处于敌对状态,苏雪林对鲁迅的态度便可想而知了。从五十年代开始,不停地撰文,继续她的“‘反鲁’事业”,写了《对战斗文艺的我见》《琵琶鲍鱼之成神者--鲁迅》《新文坛四十年》《鲁迅传论》上、下等,于1967年将大部分文章结集出版《我论鲁迅》(爱眉出版社)。该书出版时,苏雪林称“半生的‘反鲁’事业,……以后我不高兴再理会了”。《我论鲁迅》加上附录共收集十八篇文章,她在《自序》中谈到了出版此书的目的。我为什么要在这时出版这本集子?其一、人家想必都知道苏雪林是反对鲁迅的。“反鲁”几乎成了我半生的事业,但为什么要反?究竟是怎样反法?则好像是没有人能知道清楚。……因为这本书代表我个人对鲁迅的“观察”、“感想”、“评价”。其二、今年十月十九日是鲁迅逝世三十周年,……我既是反鲁的人, 也应该写一点,所以一口气竟写了一篇两万七千字的《鲁迅传论》和《我对鲁迅由钦敬到反对的原因》。其三、我见台湾论坛近年“捧鲁”有渐成风气之势,已有人呼喊在台湾重印鲁迅著作了。但我担心鲁迅偶像又将在台湾竖立起来,鲁迅崇拜也将在台湾日益推广。语言清楚、明白、毫无遮掩,苏雪林与广大读者也算是坦诚相见,从中不难看出她的“勇气”和“胆量”。
从梁实秋、苏雪林攻讦鲁迅的一条“罪证”谈起
枫泾杏花坊 蔡宏伟
鲁迅活着的时候,一般的操觚之徒是不敢与之对垒的。有着清华及留美资历的梁实秋算是一般之上的,故而有幸在鲁迅活着的时候与之走上几个回合,结果弄得心有余悸,到1964年写《关于鲁迅》时还有些忐忑不安。直至梁去世,他对先他去世的鲁迅的评价,始终保持在当日论战时的态度,并无变本加厉的言辞。从这一点来说,梁不失为一位君子。
苏雪林就不同了。鲁迅活着的时候,她似乎怯于挑战,更无机会应战。毕竟她只是一个诞生于温州瑞安县衙里的安徽女人,留洋时尽顾谈些不着边际的恋爱,回国后自家婚姻又有点问题。虽是胡适的学生,有块金字招牌挂着,但在社会上混毕竟有些力不从心。一旦真的让鲁迅揭了画皮,那后果真不堪设想!所以苏雪林攻讦鲁迅的话,几乎都说在鲁迅去世之后。鲁迅听不到,也无法反击。故而让这个安徽女人“风光”“胜利”到了百岁之后翘辫子。与梁实秋比,苏是一个十足的小人!
不过,梁实秋、苏雪林在攻讦鲁迅的言辞中,有一条“罪证”却是不约而同加以援引的,那就是鲁迅的工作环境的多变。换句话说,他们异口同声地认为频繁“跳槽”说明鲁迅的性格有问题,与同事关系搞不好。梁实秋还只是提到鲁迅性格的缺陷,认为他为人偏激,易感情用事,易被人利用。弦外之音,尚有怜惜之意。苏雪林则上升为人身攻击,说鲁迅人品有问题,故不为周围环境所容纳。
的确,在鲁迅短暂的一生中,他先后从绍兴到南京,到日/本,到杭州,到北/京,到厦门,到广州,到上海一路生活过。进过不少单位(包括政府机关、大学、中学等),与不少同事有龃龉(包括顾颉刚这样的学者)。如果凭此就能说明一个人的性格或人品有问题的话,那株守一地的山民、尸位素餐的蹲坑族岂不成了圣人!苏雪林们赖以吃饭的杜甫岂不成了人品极有问题的“流浪猫”?杜甫的“跳槽”经历可比鲁迅惨多了!
不仅如此,鲁迅一生由吃公家饭到做个体户,在中国知识分子为独立人格而努力抗争的历史画卷上,书写了浓浓的一笔。惟有经济独立,方有言论之自由。鲁迅达到了这个目的。结果生活在体制内的梁实秋、苏雪林反而借此嘲笑鲁迅的丢了“饭碗”。这其实就是“人”与“奴”的区别!
梁实秋忠于职守,一生教书治学,勤勉有成,其译莎成绩及《远东英汉大辞典》编辑工程均能泽被后世,算得上是体制内的好“奴”;苏雪林就不同了,至多是个劣“奴”!她炮制的大量文字垃圾,有时让她的老师胡适也觉着臭气熏天,实在闻不下去。胡有一次写信告诉苏雪林,叫她别去“研究”《红楼梦》了!因为苏的学力实在太浅,功利心实在太急切。我有次硬着头皮翻翻她的《唐诗概论》,结果实在看不下去。真不明白她是在怎样教育别人家的子弟的!
由此,我们看到了鲁迅的可贵,梁实秋的可敬以及苏雪林的可鄙。
2007年9月3日于甬之南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 感觉比较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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