盆地分析与资源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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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地质学家A.Perrodon（1982）明确指出：“没有盆地，也就没有石油”。我国学者李国玉（1996）又指出：“天生盆地必有油”。从此二论断可见，盆地是油气生成和赋存的充分必要条件，也就是说盆地是控制油气分布的基本地质单元。

所谓盆地，是在一定地质历史阶段中，受构造运动控制所形成的统一沉积区。由于所处大地构造位置不同和所经历的形成演化史不同，故各盆地具有不同的外形特征、应力性质、沉积充填和构造样式。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按不同原则划分盆地类型，不同类型的盆地具有不同的油气藏形成条件与机制，有不同的资源密度（李晋光等，1989）和资源分布规律。因此，开展油气资源评价首要的就是要进行全面系统的盆地分析。

盆地分析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它从找油找气角度出发，以现代油气地质理论为指导，应用计算机技术等手段，综合地质调查、物化探、钻井、测试和化验等多种资料，研究盆地（或盆地内某一构造单元）之类型及形成演化机制，研究沉积充填、构造样式及热体制，分析油气生、运、聚、散、保过程，总结成藏模式及源、储、盖、圈等成藏条件，指出油气赋存状况及三维空间分布规律，优选有利含油气区带。

我们认为，盆地分析与油气资源评价存在密切关系，盆地分析是油气资源评价的理论依据与资料基础，反之，油气资源评价从某种意义上讲是盆地分析的延伸和继续，是盆地分析的最终目的。因此，二者应该有机联系起来，而不应相互分割。然而，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这一关系未受到应有的重视，盆地分析专家和资源评价专家各自为阵，相互间配合不够，这就不可避免地使盆地分析进行得不彻底不完全，其结果未得到充分利用，而油气资源评价亦因缺乏坚实基础而结果可靠性受到影响。可以预测，将盆地分析与油气资源评价紧密结合起来，根据评价对象具体成藏模式和控制因素建立相应的评价模型，进行多学科综合和一体化研究与评价，是油气资源评价发展方向之一。本书首次明确地提出这一认识，并将其作为主要思路贯穿始终，在实践中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和探讨，取得了良好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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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这里是“石油”一词产生和应用最早的故乡

虽然早在公元前(206～23)班固的《汉书·地理志》中，已有“上郡高奴县(延安)有洧水(清涧河)可燃”的记载，但“石油”一词，则始创于宋神宗时代(1080)的中国科学家沈括(1031～1095)。命名地点在陕北的延长县。

沈括在《梦溪笔谈》一书中写道：“石油生于水际砂石，与泉水相杂惘惘而出……”。“……盖石油之多，生于地中无穷，不若松木有时而竭”。他预言“此物必大行于世”。

也有另一种说法，石油一词，命名于比沈括早100年的《太平广记》作者李晔。李晔在太平广记中记载说：“石油井在延长县北90 里，井出石油……燃之如麻，多煤烟，为墨至佳，更疗疾病”。

沈括对石油一词的表达，不仅有现代石油生成的观念，且有明确的“大行于世”的前瞻。因此，著名英国研究中国科学史的著名史学家李约瑟，称赞《梦溪笔谈》及沈括为“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

2.这里是中国近代史上石油调查和勘探最早的地区(1907～1949)，也是《中国贫油论》的策源地

1907年(比北美晚50年)，清政府聘用日本技师，在延长钻了我国第一口机械(顿钻)钻井——延1井，日产原油200～1250kg。

1913～1916年美孚石油公司，以地质家F.G.Clapp及M.L.Fuller(有些书，将C.及F.混为1 人)为首的6个分队来中国北方调查。在调查鲁、豫、冀、内蒙古及东北同时，重点调查了陕北的地质，地区涉及从铜川向北直到延安附近的地区，同时用顿钻打井7口，以下是他们的见解：

——“一共找到63处油苗，……没有1口井能产生出足够可以利用的石油”(Fuller在1919年一次报告会上的谈话，Bull.，AAPG Vol.3，p.99～116)。

——系统宣传中国无油论或贫油论的是斯坦福大学的E.Blackwelder教授，他根据对中国的调查，提出三项依据：①中国没有中生代和新生代海相沉积；②古生代也大部是不生油的；③除中国西部外，所有各个年代的岩层，蒙受了剧烈褶皱和断裂。1922年在一篇题作《中国和西伯利亚石油资源》论文中，以“……陕西、甘肃虽在生产极少量石油，但是不会成为一个重要的油田”、“中国东北地区，也和华北一样……不会含有大量石油”，以及“中国是决不会生产大量的”结论。对中国油气前景下了“贫油”的断语(美国矿冶工程师学会论丛，TransA.I.M.E.Vol.68，p.1105～1109)。

——1926年11月，两个来中国调查的美孚石油公司的Clapp及Failer，在《中国东北部的含油远景》论文中，以“从岩层类型及其年代来看，中国东北部的绝大部分(指内蒙古以南，西藏、新疆以东，河南和山东以北)是不可能有石油的”(A.A.P.G.Vol.10.1073页)。俟后，Clapp发表在《石油科学》1938年的文章中，继续以“中国大部分地区的岩石类型和生成年代没有储藏有工业价值石油的可能”来否定包括陕北在内的中国找油前景(SciencePetroleum第1卷，139页)。

在我们评判以克拉普为代表的“中国贫油论”的时候，我们不应忘记下列几位中国地质学家在1949年以前对中国陆相找油所作出的贡献：

——“美孚的失败，并不证明中国没有油田可办”。(李四光，1928《燃料的问题》)。

——“延长官井产油已十余年，而未曾钻探之处尚多，倘能依据地质学原理，更作精密的探查，未必无获得佳油之希望，故一隅之失败，殊不能定全局之命运耳!”(谢家荣，1934《石油》)。

——1933年，潘钟祥，王竹泉来陕北进行地质调查，在编纂1：200万地质图以及编写《陕北油田地质》报告基础上，潘钟祥于1941年，在A.A.P.G上，以《中国陕西北部和四川白垩系陆相生油》，表达了“陆相生油”的正确见解。潘钟祥是中国石油地质学家中最早表达陆相生油的第一位。在此以前，主张陆相可以生油的还有D.White(1916，1931，1935)，J.C.Jones(1923)，W.T.Nighingal(1938)，P.D.Trask(1938)，以及 A.I.Levorsen(1943)等(详见李国玉，1998《关于陆相生油问题资料》)。

在谈1949年以前陕北勘探历史时，还应提到红军到达陕北后，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延长、七里镇等地的油田钻探工作，包括14口探井以及部分地质工作(见《陕甘宁盆地石油普查地质成果总结报告》)。

从1907年到1953年，在延长共打井134口，内中77口是井深150m内的顿钻，有2口井井深达到720m；小型旋转钻机打井2口，井深达到1000m。从1907～1953年各井总产油量为12000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