稀土人物都有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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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稀土人物收录了为中国稀土研究、发展、应用和保护所做出杰出贡献的专家和学者。

郭伯生

中共党员。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

1955～1957年在乌克兰第城农学院学农，1962年毕业于莫斯科精细化工学院稀有和分散元素工艺系。1963～1972年在北京有色金属研究院从事锂、铷、铯元素的提取研究，任专题组长。1973～1975年在北京有色金属研究院科研办公室从事钛民用和稀土、钼微肥的推广。1975～1977年任稀土研究室副主任。1978～1983年任院科办副主任，从1982年起兼任北京有色金属研究院稀土农用研究室主任。1984～1991年任中国有色总公司稀土农用技术开发中心主任。1991年调任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稀有稀土局副局长。1993～1994年任中国稀土开发公司总经理，1995～1996年任该公司总工程师。

李东英

1920年12月14日生于北京，中共党员。1995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教授级高工。1948年毕业于北京辅仁大学化学系，1951～1953年和1956～1958年，两次在苏联进修有色金属选矿及稀有金属冶金。1983～1985年任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常务董事、科技部主任。从事工作50年来，主要做的是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工作。1949年研究解决了生产固体黄药(选矿捕收剂)的工艺和设备，至今仍在沿用。五、六十年代组织并参与利用我国资源提取各种稀有金属和制备半导体材料的生产工艺，以满足经济建设和国防尖端的需求。

自60年代至今，长期从事稀土和钛的开发和应用推广工作。特别是于1972年首先倡议并组织实施将稀土用于农业增产，获得成功。20多年来经全国各方的努力试验和推广，已在农作物、经济作物、蔬菜、水果、林业、牧草以及养殖业得到广泛的应用，获得巨大的效益，属世界首创，现居领先地位。七、八十年代从事我国重大资源(攀枝花、包头白云鄂博、金川)综合利用和重要有色金属(钨、锡、铝)行业的开发方针政策的研究。

80年代初受国家科委之命，领导制订了我国的“材料技术政策”，主持编写了《有色金属进展》大型产业丛书。获奖情况：1987年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1989年获国家科委科技进步一等奖。范中碧

1939年7月生于武汉，教授级高工，1962年毕业于天津大学化工系，同年分配到原石油部(现为中国石化集团公司)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从事炼油催化剂研发工作，1984年任催化裂化催化剂研究室副主任，1993年任主任至今。

1962年至1966年参加了我国催化裂化催化剂工业的初创工作，为我国第一个微球型硅酸铝催化裂化催化剂的成功开发，填补我国炼油催化剂一项空白作出了应有的贡献，获国家科委奖励；参加了我国稀土Y型(REY)分子筛新型催化材料的研究，在此基础上1974年首次开发成功我国稀土Y型稀土(REY)高活性裂化催化剂，配合了我国炼油提升管催化裂化新工艺的开发，从而在完全依靠国内技术的情况下，催化裂化完成了一次飞跃，获国家科学二等奖。

其间与兰州炼油化工厂合作攻关项目“催化裂化催化剂生产科技进步”攻关项目，1998年获得原石化总公司科技进步特等奖，国家科委科技进步二等奖。“一种含磷的稀土氢Y型分子筛催化裂化催化剂及生产工艺”获国家发明专利，不仅首创了分子筛催化裂化催化剂一种理想的生产工艺，而且发现了催化裂化一种性能独到的高温固体酸性催化材料，1997年获原石化总公司发明专利金奖，中国国家专利优秀奖和第十一届全国发明展览会金奖。1999年被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女职工双文明建功立业竞赛"全国先进女职工荣誉称号。

刘行仁

1937年10月生于湖北天门，中共党员。196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1962年参加工作至今，一直从事固体发光研究工作，曾任研究室副主任、主任，研究员。

1999年7月中科院长春光机所与长春物理所整合后，现任中科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家计委稀土专家组成员，中国稀土学会理事兼中国稀土学会发光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物理学会发光分科学会理事，吉林省有突出贡献科技人才。

1983～1985年在美国进修稀土复合氟化物合成、晶体结构及光谱性质和无辐射能量传递。在进修期间曾任纽约市中国访问学者及留学人员负责人之一。他长期从事固体发光材料及其光学光谱性质和离子间的能量传递研究。较早地提出光子转移，即光子剪裁的原理，丰富和发展光子剪裁内容。他依据交叉驰豫原理，使不需要的Tb3+的5D3能级跃迁发射的光子剪裁，转移到所需要的5D4能级上，从而使5D4→7FJ能级跃迁发射的光子数增值，发射强度大大增强。

他所研制的“高亮度稀土磷光体-HG3”于1984年获国家发明三等奖(第一名)；鉴于对固体中某些三价稀土离子的发光特性和能量传递的研究成果，1995年被授予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二等奖(第一名)等奖项。他在国内外刊物上公开发表190余篇论文。

陈家镛

化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80年）。1922年2月17日生于中国四川省金堂县。1939年中学毕业后，考入当时设在重庆的中央大学化学工程系，1943年毕业后在中央大学化学系担任普通化学（无机化学）及有机化学助教。1947年秋赴美国留学，在伊利诺伊大学（University of Illinois）厄巴纳-香宾（Urbana- Champaign）校园化工系研究生院攻读学位，于1949年春获硕士学位，1951年获博士学位。此后即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化工系担任博士后副研究员 1952年秋他原来的博士论文导师H.F约翰斯顿（Johnstone）教授邀他回伊利诺大学化工系开展“用纤维层过滤气溶胶的研究”。1954年初接受美国杜邦（DuPont）化学公司薄膜部的约克斯（Yerkes）研究所的聘请、担任研究工程师，参加研究和开发聚酯连续聚合以使该产品能顺利投入生产。

才鸿年

金属材料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2001年）。生于1940年1月29日，北京市人。1966年毕业于北京钢铁学院（研究生）。

曾任兵器工业52研究所所长。现任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顾问。主持薄装甲和我国第一代复合装甲的研究工作，发明了焊后不回火薄装甲钢，并获国家发明二等奖，为我国第一代复合装甲材料与结构奠定了较好的基础。主持火炮身管自紧技术及应用基础研究工作，参加了自紧身管疲劳寿命的研究，先后创立了火炮身管液压自紧技术和高效液压自紧技术，使炮管强度提高60%～100%，并成倍提高疲劳寿命。首次应用这项技术的“XXX火炮系统”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上述成就已载入《当代中国的国防科技事业》，其科研成果已用于十多种兵器装备，现仍在用于有关重点武器装备的研制。为表彰才鸿年在科技工作中做出的贡献，1984年授予国家级中青年专家称号，1991年授予兵器工业功勋奖和政府特殊津贴。发表论文31篇，出版专著一部，撰写研究报告30余篇。

卢忠效

1935年10月31日生于福建省福州市。中共党员，教授级高工。1961年毕业于前苏联乌拉尔工学院冶金系，同年回国后分配到北京有色金属研究院工作，1961～1964年在北京有色金属研究院稀土研究室从事稀土金属制备研究，曾任金属组组长、专题组组长。

近几年主要从事稀土和稀有金属的软科学研究和项目的评估工作，先后撰写了“‘八五’期间稀土科学发展目标和主要任务”、“我国稀土科技现状及其发展应采取的对策”、“我国稀土科学基础研究进展与'九五'研究重点建议”、“‘八五’稀土科技进展及‘九五’研究重点建议”及“90年代我国稀土科技新进展”等文章，收入国家计委稀土专题软科学基金和计委稀土专家组调研报告。另外还撰写了“面向21世纪稀有金属”、“我国稀有金属发展战略”研究报告，参与编写了“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报告”和“中国有色金属发展50年”等。获奖情况：曾获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和国家科委颁发的工业新产品奖和国家科学大会奖以及国防科工委颁发的“献身国防科技事业”荣誉证章和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证书等。

洪广言

1940年2月16日生于上海。1962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化学系，同年分配到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从事稀土研究至今。

1962～1972年从事稀土元素分离提取、稀土络合物的研究。参加包头矿的“451”会战和江西稀土矿中分离提取稀土的工艺实验。1971年首次用溶剂萃取法分离出99.9999%的高纯Y2O3。1972～1977年从事无机液体激光器的研究，首次研制出用稀土液体激光器作为光源的YJG1型激光微区光谱仪，获全国科技大会奖。

余成洲

1934年8月22日生于上海，1959年毕业于原苏联乌拉尔工学院(现为国立乌拉尔工业大学)有色金属冶金专业，同年分配到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工作，教授级高工。

历任课题组组长、室副主任、主任、院副总工程师。先后在稀土冶炼、稀土金属、稀土永磁、磁疗、贮氢材料、镍氢电池等6大领域从事研究开发工作。

现担任国家“863”九五重中之重项目--镍氢电池产业化关键技术课题负责人，兼任国家计委稀土专家组成员，全国稀土永磁协作网专家组成员、中国稀土行业协会专家组成员、国家科技部镍氢电池专家组成员、稀土协会理事、南开大学、中南工业大学兼职教授。

马鹏起

1936年11月生于江苏省泰兴县。中共党员，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1962年毕业于合肥工业大学放射化工专业。同年分配到包钢冶金研究所工作。翌年改为冶金部包头冶金研究所，历任技术员、课题组长、湿法冶金研究室负责人。1971年研究了萃取计算理论应用于单一稀土的萃取分离工艺，实现了萃取过程中单一稀土元素的高纯度和高收率的统一，发表了“萃取计算及其应用”一文。

1975～1993年先后担任冶金部包头稀土研究院(原包头冶金研究所)副院长和院长。任职期间，主持过多项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和重大科研项目。1993～1997年担任包头钢铁公司总工程师。1997年底在包头稀土高新技术开发区创办了科工贸一体化的大漠稀土有限责任公司，担任董事长兼总经理。

张镛

1935年10月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共党员，教授级高级工程师。1961年2月毕业于前苏联莫斯科有色金属和黄金学院稀有金属冶金专业，回国后先后担任核工业化工冶金研究所副所长，核工业生产技术司副司长，中国宝原开发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总工程师兼中国核工业稀土公司总经理及中国核工业黄金开发办公室主任和中国核工业稀土应用开发办公室主任等职，历年兼任中国黄金学会首届理事、中国铀矿冶学会副秘书长，第二、第三届国务院稀土领导小组稀土专家组(后为国家计委稀土专家组)成员。

曾天元

金属冶金专业，同年分配到北京有色冶金设计总院工作至今，先后任该院稀冶室专业组长、副主任、主任、所长。

1962～1975年参加稀土萃取分离、稀土变价元素分离等试验研究；1975～1977年作为“技术领导小组”成员，组织和参加“伯胺萃取法从包头矿中分离钍和混合稀土”试验，获全国科技大会奖。1977～1980年作为课题组副组长，主持和参加的“伯胺萃钍和硝酸钍制备”工业试验中，首次从包头稀土矿中分离出近百公斤放射性钍产品，并亲手操作钍产品的浓缩，该项目与同期合作组织参加的“伯胺萃取氯化稀土”工业试验，同获冶金部科技成果四等奖、中科院重大科技成果一等奖，该成果被应用于独居石处理中钍的分离与提纯工业生产。

苏锵

生于1931年7月15日，广东广州人。199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195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工学院化工系（1948～1950年，中山大学化工系；1950～1952年，北京大学化工系；1952年院系调整至清华大学化工系），毕业后到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从事稀土研究工作至今已40余年。历任稀土研究室课题组组长和室主任，所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稀土学会发光专业委员会主任，发光学会副理事长，《稀土》、《化学学报》、《中国化学》、《无机化学报》、《应用化学》副主编和1989年第二届国际稀土光谱讨论会主席，1997年第三届国际F元素会议国际科学委员会会员。第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

共培养博士生9名，硕士生16名。1990年由新加坡世界科学出版社（World Scientific）出版<Rare Earths Spectroscopy>（稀土光谱）的英文论文集一本，1993年由河南科学出版社《稀土化学》专著一本，1994年主编《变价稀土元素化学与物理》会议论文集一本。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230余篇，获钇—钡—铜—银—氧高温超导体的发明专利一项。

袁承业

有机化学家。浙江上虞人。1948年毕业于国立药学专科学校。1955年获苏联科学副博士学位。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研究员。1958年建立与领导了核燃料萃取剂研究组，解决了我国国防工业的急需。

70年代结合我国有色金属的综合利用研制成功分离稀土及钴镍的多种萃取剂。与合作者在大量实验数据基础上进行“萃取剂的结构与性能研究”，以后又用量子化学、分子力学、模式识别、因子分析及相关分析进行处理，从而将萃取剂化学提高到一个新水平。与研究生在有机磷化学的基础研究方面获得很好的成果。

王淀佐

矿物加工及冶金专家。辽宁省锦县人。1934年3月23日出生。1961年中南工业大学毕业，获学士学位。1990年当选为美国工程院外籍院士。中国工程院副院长、教授。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名誉院长、教授，中国工程院副院长。

发展了浮选理论，在矿物加工工程的研究中，系统分析浮选剂结构－性能关系，建立起浮选剂分子设计理论，用一系列定量判据和计算公式，并通过分子结构的“组装模型”对各基团预测计算组装设计特定用途的药剂；从理论上统一解释了硫化矿浮选研究中长期争论的三大问题，在实践上发展了电化学控制及无捕收剂浮选；提出盐类矿物浮选的4条规则，推进了浮选理论的定量化和实用性；提出“粗粒效应”，丰富了细粒选矿理论。

黎乐民

化学家。广东电白人。1959年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毕业, 1965年该校技术物理系研究生毕业。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稀土材料化学及应用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早年研究配位化学和萃取化学，把两项滴定法推广应用到生成复杂萃合物的情况。1977年以后主要从事理论研究。系统研究了稀土化合物的电子结构,阐明其成键特征、相对论效应的作用以及稳定性规律。提出双层点电荷配位场模型与定义分子中原子和原子轨道的方法。提出从光谱数据直接求振动力常数的诱导自洽方法;用量子化学方法导出正弦型同系线性规律;对芬太尼类麻醉镇痛剂电子结构与药效找到较好的关联指数。发展了用密度泛函理论处理多重态结构的理论方法。

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黎乐民

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李冠兴

核材料专家。1940年1月4日出生于上海市。1966年清华大学研究生毕业。

现任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202厂高级工程师、总工程师。

1999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周廉

周廉院士是我国著名的超导和稀有金属材料专家。1940年3月出生于吉林省舒兰县。1963年毕业于东北工学院，同年分配到北京有色金属研究院工作；1969年响应国家支援三线号召，调到宝鸡有色金属研究所工作；1979年，由教育部派往法国国家科学院进修，1982年回国；1984年起，任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常务副院长；1994年遴选为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1998年，当选为九届全国人大代表，现任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和西研稀有金属新材料股份分公司董事长，兼任中国材料研究学会理事长，国家超导技术专家委员会首席专家，稀有金属材料加工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国际低温工程材料委员会委员，国际钛会执委会委员和国际生物工程材料委员会委员等职。

肖纪美

材料科学家 1920年12月7日出生。材料科学家。湖南凤凰人。别名继美、志新。1943年国立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毕业。1948年赴美留学，翌年获密苏里矿冶学院冶金学硕士学位，1950年获密苏里大学冶金学博士学位。后在美国林登堡热处理公司、爱可产品公司及美国坩埚钢公司从事产品分析和科研工作。1957年回国，历任北京钢铁学院（后改名北京科技大学）金属物理学教授兼金属物理教研室主任、材料失效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合金钢、晶界吸附、脆溶沉淀、晶间腐蚀、断裂科学、氢损伤等方面的研究和教学。发现了“氢致滞后塑性”现象，提出了反映缺口下应力腐蚀断裂韧性新参量，对钛合金氢致开裂及水溶液中应力腐蚀断裂的动态程，提出了氢损伤机理。应用断裂力量，分析和解决了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中的许多重要断裂问题。

著有《金属的韧性和韧化》、《应力下的金属腐蚀》等；撰有《材料的失效分析，性能预测和结构设计》、《高强度钢水介质应力腐蚀研究》等论文200多篇。

周寿增

教授，博士生导师，1960年毕业于北京钢铁学院（现为北京科技大学）金相热处理专业，后留校任教，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曾任材料科学与工程系功能材料教研室主任，新金属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现为北科大新金属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博导，并任金属学会功能材料学会副理事长、中国仪器仪表学会仪表材料学会理事、中国物理学会磁学与磁性材料分会委员、中国电子学会应用磁学会委员等。

赖兆添

1953 年 12 月生于江西省龙南县。 1977 年毕业于湖南大学化工碳素专业，长期从事稀土工业的开发和管理工作，尤其在稀土矿山的开发与管理、稀土矿开采工艺的改进与提高、资源利用率的提高、发展稀土深加工应用以及赣州稀土矿业有限公司的创建和正常动作中做出了突出贡献。

1989 年在《稀土》刊物上发表名为“稀土工业的降温与加热”的论文； 1989 年 12 月在《国务院稀土领导小组专业家组调研报告汇编》中发表名为“南方离子型稀土矿开采现状与国家要采取的政策”的论文； 2003 年 12 月在《稀土信息》中发表论文“浅谈加强离子型稀土资源的保护与合理开发”。

1985~2000 年主持龙南稀土工业的开发与管理，首先提出“统一领导、统一计划、统一销售、统一管理”的龙南稀土工业管理办法并付诸实施。新建龙南稀土冶炼厂、龙南稀土金属材料厂，初步形成龙南稀土工业“开采——冶炼——应用”的体系；与科研单位合作，在龙南首次试验和推广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原地浸矿工艺。并于 2004 年 8 月在赣南稀土矿 D 级储量可靠程度研究中获科技进步三等奖。

习家辉

德国福特旺根大学硕士研究生，“中国稀土农用网”创始人，中国农用稀土应用推广第二春发起人，“依农科技”创始人。依农科技企业法人。

2004年参与国家科委“十五科技攻关重大项目”，“稀土应用工程”重大项目，“稀土农用新材料、新技术在西部地区的应用与示范”攻关课题。

主要研究方向：如何利用稀土为农业增产、增收、提质和可持续发展创造更大的价值。

百度百科“稀土人物”，“农用稀土”，“稀土农用”，“益植素”等词条创建人。

主要著作：《稀土在农业中的科学应用技术》《如何培育和打造你的员工》。

（报告出品方/分析师：兴业证券蔡屹石康李春驰史一粟）

1.1 核电原理概述：裂变链式反应产生能量，产生蒸汽推动汽轮机组发电

核能通过核裂变、核聚变和核衰变等三种核反应从原子核释放能量，其中核裂变链式反应为核能发电原理。

核能发电主要利用质量较大的原子（如铀、钍、钚）的原子核在吸收一个中子后会分裂为多个质量较小原子核、同时放出二至三个中子和巨大能量的特性，而放出的中子和能量会使别的原子核接着发生裂变，使放出能量的过程持续，这样的系列反应被称作核裂变链式反应。核裂变链式反应即为核能发电的能量来源。

核电站使核裂变链式反应产生的能量完成核能-热能-机械能-电能的转变，达到发电的目的。

核电站大体可分为核岛部分（NI）和常规岛部分（CI）：

核岛部分：核岛部分包括反应堆装置和一回路系统，主要作用为进行核裂变反应和产生蒸汽。

核岛反应堆的作用为发生核裂变，将裂变过程中释放的能量转化为水的热能；水在吸收热能后以高温高压的形式沿管道进入蒸汽发生器的 U 型管内，将热量传递给 U 型管外侧的水，使外侧水变为饱和蒸汽；冷却后的水将被主泵打回到反应堆中重新加热，形成一个以水为载体的闭式吸热放热循环回路，这个回路被称作一回路，又称“蒸汽供应系统”。

常规岛部分：常规岛部分包括汽轮发电机系统和二回路系统，主要作用为利用蒸汽推动汽轮机组发电。

由核岛部分热传递产生的蒸汽会进入常规岛中的汽轮机组中，将蒸汽的热能转变为汽轮机的机械能，再通过汽轮机与发电机相连的转子将机械能转换为电能，完成发电过程。

同时做功完毕的蒸汽（乏汽）被排入冷凝器，由循环冷却水进行冷却，凝结成水，之后由凝结水泵送入加热器进行预加热，最后由给水泵输入蒸汽发生器，形成又一个以水为载体的封闭循环系统，这个回路被称作“二回路”。

从原理上看，二回路系统与常规火电厂蒸汽动力回路大致相同。

1.2 核电商业模式：重资产模式+运营期现金牛

核电商业模式呈现重资产模式+运营期现金牛的特点：

建设期：工期长，投资额大

核电站因存在普遍拖期现象，实际建设周期约在5-10年。核电站的设计工期通常为 5 年，而因缺乏施工经验、设计变更、耗时检测等原因，我国核电机组普遍存在首堆拖期问题，导致建设期利息费用增长、发电成本提高。

批量化生产有利于核电机组建设周期缩短、成本下降，实现批量化建设之后，M310/CPR等同机型系列建设周期可逐渐稳定在 5 年左右。

我国三代核电单千瓦投资额在15000元左右。

在AP1000基础上自主研发的三代核电技术CAP1000的建设成本为14000元/kW，同属三代核电技术的“华龙一号”建设成本达17390元/kW。据此计算，一台百万千瓦级的核电机组对应投资额约为150亿元，呈现投资额大的特点。

运营期：稳健现金牛

核电行业与水电行业类似，都具有运营期稳定现金牛的特征。

核电站遵循营业收入=电价*上网电量=电价*装机容量*利用小时数*（1-厂电率）的拆分简式，营业收入可确定性强，同时由于项目前期建设投入高昂、固定资产折旧成本较高（占主营业务成本的30-40%），所以核电站成本中非付现成本（折旧）占比较高。

因此核电站一旦进入运营期，将呈现获得稳健而充裕的经营性净现金流的特性。

1.3 低碳高效的基荷电源，“双碳”目标下重要性凸显

核电具有低碳高效的特点，我国核电占比明显低于全球水平。

相比于其他发电方式，核电利用小时数高、度电成本较低，具有低碳、稳定、高效的特点，适合作为优质基荷电源发展。

而从电源结构上看，2020年我国核电占比仅为 4.80%，不仅低于核能利用大国法国的 64.53%，也显著低于全球平均水平的 9.52%，我国核电占比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双碳”目标下非化石能源占比提升，核能重要性凸显。

在2020年12月的气候雄心峰会上：到2030年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5%以上，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比例达到 25%左右。

2021年10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意见》中提出要“积极发展非化石能源”、“实施可再生能源替代行动”、“不断提高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积极安全有序发展核电”。

2021年10月26日，国务院正式发布《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其中指出“积极安全有序发展核电。

合理确定核电站布局和开发时序，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有序发展核电，保持平稳建设节奏。

积极推动高温气冷堆、快堆、模块化小型堆、海上浮动堆等先进堆型示范工程，开展核能综合利用示范。

加大核电标准化、自主化力度，加快关键技术装备攻关，培育高端核电装备制造产业集群。

实行最严格的安全标准和最严格的监管，持续提升核安全监管能力。”对比我国近10年来的能源结构变化，非化石能源占比自2011年的8.40%提升至2020年的15.90%；从电源结构上看，据中电联数据核电占比已从2011年的1.85%%提高至2021年的4.86%，核能重要性正在凸显。

2.1 核电技术演进：经济性与安全性推动核电技术发展

经济性与安全性是推动核电发展的核心目标。

核电站的开发始于上世纪50年代， 70年代石油涨价引发的能源危机促进了核电的发展，目前世界上商业运行的四百多座核电机组绝大部分是在这段时期建成的。

上世纪90年代，为解决三里岛和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严重事故的负面影响，美国和欧洲先后出台“先进轻水堆用户要求”文件和“欧洲用户对轻水堆核电站的要求”，满足两份文件之一的核电机组称为第三代核电机组。

21 世纪初，第四代核能系统国际论坛（GIF）会议提出将钠冷快堆、铅冷快堆、气冷快堆、超临界水冷堆、超高温气冷堆、熔盐堆 6 种堆型确认为第四代核电站重点研发对象。四代核电技术强化了防止核扩散等方面的要求，目前相关产业链雏形基本形成，预计将于2030年开启商业化进程。

2.2 2019年核电审批重启，三代机组成为主力机型

2016-2018年我国核电连续三年“零审批”，核电发展处于停滞期。

2011年日本福岛核电站受地震引发的海啸冲击，出现严重核泄漏事故，世界各国开始谨慎对待新增核电站建设，我国核电站审批工作也受此影响放缓。

2015年，我国批准 8 台核电机组，之后2016-2018年进入停滞状态，连续三年“零审批”。

2019年核电审批重启，三代核电机组正成为主力机型。

2018年后我国多台三代核电机组投入商运，三代机组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得到印证；此外2018 年1月28日，我国自主研发的三代核电机组“华龙一号”首堆、中核集团福清核电 5 号机组反应堆压力容器顺利吊装入堆，建设工程进展顺利。受此影响，我国核电审批工作重新提上议程。

2019年 7 月，国家能源局表态山东荣成、福建漳州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核准开工，标志着核电审批正式重启。

2020年，海南昌江核电二期工程、浙江三澳核电一期工程总计 4 台机组获批；

2021年，江苏田湾核电厂7&8号机组、辽宁徐大堡核电厂3&4号机组和海南昌江多用途模块式小型堆科技示范工程项目共计5台机组获批，我国核电机组批复进度正有序进行。

而从2019年后核电机组开工情况来看，以“华龙一号”和“VVER”为代表的三代核电机组已成主力机型。

自主三代核电有望按照每年 6-8 台机组的核准节奏稳步推进，“积极发展”政策正逐步兑现。2021年 3 月，《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积极有序发展核电”，这是近10 年来首次使用“积极”来对核电进行政策表述。

据中国核能行业协会《中国核能发展与展望（2021）》，我国自主三代核电有望按照每年6-8台机组的核准节奏稳步推进，2021年全年核准、开工各 5 台，积极有序发展政策正逐步兑现。

3.1 四代核电技术快速发展，有望带领核电产业迈入新纪元

四代核电有望带领核电产业迈入新纪元。

近年来，我国在“863”、“973”、核能开发、重大专项计划以及第四代核能系统国际合作框架的支持下，先后开展了高温气冷堆、钠冷快堆、超临界水冷堆、铅冷快堆和熔盐堆五种堆型的研究开发，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与国际水平基本同步。其中，我国高温气冷堆、钠冷快堆研发进度居于世界前列。

高温气冷堆利用其高温特性，在工艺供热、核能制氢、高效发电等工业领域拓展核能的应用前景；快堆则是当今唯一可实现燃料增殖的关键堆型，将明显提高铀资源的利用率，并能够利用嬗变以实现废物最小化。

我国在高温气冷堆、钠冷快堆上的研发进度居于世界前列。

高温气冷堆全球首堆华能石岛湾高温气冷堆已于2021年12月20日成功并网发电，并计划于山东海阳辛安核电项目建设 2 台高温气冷堆。

钠冷快堆方面，中核霞浦600MW示范快堆工程已于2017年底实现土建开工，计划于2023年建成投产。

高温气冷堆： 具有固有安全性和潜在经济竞争力的先进堆型。

固有安全性： 即在严重事故下，包括丧失所有冷却能力时，核电站可不采取任何人为和机器的干预，仅依靠材料本身的能力保证反应堆放射性不会熔毁与大量外泄。

具体表现为：

①防止功率失控增长。

以我国石岛湾示范工程为例，其采用不停堆的连续在线装卸燃料方式，形成流动的球床堆芯；且示范堆采用石墨作为慢化剂，堆芯结构材料不含金属，稳定性高，堆芯热容量大、功率密度低。

②载出剩余余热。

高温气冷堆采用氦气作为一回路冷却剂，具有良好的导热性能。在主传导系统失效的情况下，堆芯余热可借助热传导等自然机理导出，再通过非能动余热排出系统排出，剩余发热不足以使堆芯发生熔毁。

③放射性物质的包容。

示范堆采用全陶瓷包覆颗粒燃料元件，以四层屏蔽材料对燃料核心进行包裹，只要环境温度不超过1650 ，碳化硅球壳就能保持完整，固锁放射性裂变产物。经测试，示范堆正常运行温度最高达1620 ，放射性达到了国际最好水平。

潜在经济竞争力： 同样以石岛湾示范工程为例，通过①装备高度自主化（示范工程国产化率达 93.4%）、②“多合为一”降低成本支出（在保持主体系统不变的情况下，进行双模块组合，即核岛由两座球床反应堆模块、两台蒸汽发生器带动一台汽轮机发电。

这类模块化建造缩短了工期，大幅减少施工量，提高了经济性）来控制造价。

同时若对比建设成本，尽管高温气冷堆（HTR-PM）在反应堆本体(主要是 PRV 和堆内构件)的造价远超同等规模的压水堆（PWR）核电站，但根据张作义等人的相关文献研究，在一个 PWR 核电站的建设总造价中，反应堆本体（PRV 和堆内构件）的造价所占的比例非常有限，大约为 2%，所以影响较小。

对比等规模 PWR 核电站，在其他部分造价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即使 HTR-PM 示范电站反应堆本体的造价增加为原来的 10 倍，全站建设总造价的增涨也可以控制在 20% 以内。

钠冷快堆： 固有安全性外，具备核燃料增殖提高利用率、核废料最小化等优势的先进堆型。

提高核燃料利用率： 快堆技术利用铀-钚混合氧化物（Mixed Oxide，MOX）。在快堆中，堆心燃料区为易裂变的钚 239，燃料区的外围再生区里放置着铀 238。

钚 239 产生核裂变反应时放出来的快中子较多，这些快中子除了维持钚 239 自身的链式裂变反应外，还会被外围再生区的铀 238 吸收。

铀 238 吸收快中子后变成铀 239，而铀 239 很不稳定，经过两次β衰变后又一次变成了钚 239。

因此在快堆运行时，新产生的易裂变核燃料多于消耗掉的核燃料，燃料越烧越多，此便称为增殖反应。

增殖反应充分利用了铀资源，且核废料导致的环境污染问题将有希望解决，从而使第四代核电成为拥有优越安全性和经济性，废物量极少，无需厂外应急，并具有防核扩散能力的核能利用系统。

3.2 新型核电技术下，核能综合应用成为可能

据中国科学院院刊《核能综合利用研究现状与展望》，从能源效率的观点来看，直接使用热能是更为理想的一种方式，发电只是核能利用的一种形式。

随着技术的发展，尤其是第四代核能系统技术的逐渐成熟和应用，核能有望超脱出仅仅提供电力的角色，通过非电应用如核能制氢、高温工艺热、核能供暖、海水淡化等各种综合利用形式，在确保全球能源和水安全的可持续性发展方面发挥巨大的作用。

核能制氢： 核能制氢即利用核反应堆产生的热作为一次能源，从含氢元素的物质水或化石燃料制备氢气。目前研发的主流核能制氢技术包括热化学碘硫循环、混合硫循环和高温蒸汽电解，实现了核能到氢能的高效转化，有效减少热电转换过程中的效率损失。由于高温气冷堆（出口温度 700 950 ）和超高温气冷堆（出口温度 950 以上）具有固有安全性、高出口温度、功率适宜等特点，是目前最理想的高温电解制氢的核反应堆：

1) 高温陶瓷包覆燃料具有高安全性。

2) 与热化学循环过程耦合。在800 下，高温电解的理论制氢效率高于50%，且温度升高会使效率进一步提高。

3) 核热辅助的烃类重整利用高温气冷堆的工艺热代替常规技术中的热源，可部分减少化石燃料的使用，也相应减少了CO2排放。

4) 可与气体透平藕合发电，效率达48%。

当前，中核集团与清华大学、宝武集团等已联合开展核能制氢与氢能冶金结合的前期合作，计划“十四五”期间进行中试验证，“十五五”期间进行高温堆核能制氢—氢冶金的工程示范。

对比不同制氢方式，高温气冷堆制氢具有成本优势。

美国能源部在核氢创新计划下进行了核能制氢经济性评估，得到的氢气成本在2.94-4.40美元/kg。此外，IAEA开发了氢经济评估程序，参与国对核能制氢成本进行了情景分析，在不同场景下得到的氢气成本在2.45-4.34美元/kg。

核能供暖： 核能供暖即使用核电机组二回路抽取蒸汽作为热源，通过厂内换热首站、厂外供热企业换热站进行多级换热，最后经市政供热管网将热量传递至最终用户。

从安全性角度来看，在整个供热过程中核电站与供暖用户间有多道回路进行隔离，每个回路间只有热量的传递，而热水也只在小区内封闭循环，与核电厂隔离，较为安全；而从碳排放角度来看，核能作为零碳能源大大优于传统热电厂烧煤供热。

2021年 11 月 15 日，国家能源核能供热商用示范工程二期 450 万平方米项目在山东海阳正式投产；2021年 12 月 3 日，浙江海盐核能供热示范工程（一期）在浙江海盐正式投运。从远期来看核能供暖作为零碳清洁取暖手段，具备复制推广潜力，也有助于我国“双碳”目标的实现。

4.1 核电乏燃料需妥善处置，我国已确认闭式循环路线

乏燃料指受过辐射照射、使用过的核燃料，由核电站反应堆产生。

核燃料在反应堆内经中子轰击发生核反应，经一定时间内从堆内卸出。

乏燃料含有的铀含量较低，无法继续维持核反应，但仍含有大量放射性元素，需要妥善处置。

乏燃料处理方式分为“开式核燃料循环”和“闭式核燃料循环”，差异在于“开式”直接将乏燃料冷却包装后送入深地质层进行处置或长期储存，而“闭式”将乏燃料送入后处理厂回收铀、钚等物质后再将废物固化进行深地址层处置。

我国于上世纪 80 年代确立核燃料“闭合循环”路线以提高资源利用率，同时减小放射性废物体积并降低毒性。

4.2 卸出乏燃料规模持续增长，首套200吨/年处理设施处于建设周期

卸出乏燃料规模不断增长，供需矛盾日益突出。

国家能源局在2021年7月5日公开的《对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2831号建议的答复复文摘要》（索引号：000019705/2021-00408）中表示，一台百万千瓦核电机组每年卸出乏燃料20-25吨；若按中电联披露截至2021年12月我国核电装机5326万千瓦计算，我国将每年产生乏燃料约1065.2吨-1331.5吨。

据《中国核能行业智库丛书（第三卷）》，2020年我国产生1100吨乏燃料，乏燃料累积量已达8300吨，预计到2050年累积量达114500吨。

随着核电规模的不断扩大和持续运营，我国每年卸出乏燃料的规模将持续增长，核电的继续发展势必离不开乏燃料后处理设施的相关配套。

首台套 200 吨/年处理设施正处于建设周期中，紧迫需求下未来具有确定性发展机会。

据江苏神通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介绍，我国在建的首套闭式乏燃料处理设施处理能力仅有 200 吨/年，而开式核燃料循环使用到的堆贮存水池容量已超负荷，这与较为庞大的乏燃料年产生量与累积量形成了鲜明对比。

此外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早在 2016 年的《能源技术革命创新行动计划（2016-2030 年）》中就明确了要发展乏燃料后处理技术，提出要在 2030 年基本建成我国首座 800 吨大型商用乏燃料后处理厂。

我国核电行业的发展离不开“闭式核燃料循环处理”相关产能的同步推进，市场需求较为紧迫，未来具有确定性发展机会。

受益于核电积极发展的逐步兑现，核电全产业链景气度有望回暖。

核电属于典型重资产行业，运营期可获得优质现金流，利用小时数高、度电成本较低、低碳稳定高效等优势，在碳中和背景下有望迎来发展机遇期。

（1）核电站建设进度不及预期的风险：核电项目建设期长，若因种种原因造成建设工期延长，将导致造价成本大幅上升；

（2）政策风险：核电行业高度受政府监管，若相关政策出现变化可能会对核电发展产生影响；

（3）核安全风险：若世界范围内发生核事故，将会对项目推进节奏、核电长期发展空间造成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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