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人物评论不少于1000字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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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忠君思想再认识

诸葛亮高卧隆中，声称自己“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实则“藏器在身”《诸葛亮集》附录卷二引裴度《蜀丞相诸葛武侯祠堂碑铭》。是胸怀大志的。他曾对好友石韬、徐庶、孟建云：“卿三人仕进可至刺史、郡守也。”当三人反问诸葛亮可仕至何官时，“亮但笑而不言”。《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魏略》。笑而不言者为何？盖因刺史、郡守一类官职皆不在诸葛亮眼中，而其大志所欲则难以启齿告人也。诸葛亮抱经纬天地之才，“每自比于管仲、乐毅”《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然而，管、乐亦并未建立盖世之功，任官不过诸侯之将相而已。诸葛亮志存高远，他自比管、乐，很可能仅是其追求的较低目标。以当时形势而言，不排斥诸葛亮亦有争夺天下、建立王霸之业的雄心。

东汉末年，皇纲解纽，各路诸侯纷纷起兵，称孤道寡者不可胜数。曹操、袁绍、孙策、孙权、刘备等人皆有并吞八荒、囊括宇内、扫平四海之志。难道诸葛亮就不如他们，注定只能为人臣，而不能为人君？可惜的是，由于诸葛亮出道太迟（按：较曹操、袁绍、刘备等人要晚出生二十多年），诸葛亮未出隆中，“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同上。其余军阀，如刘表据荆州，“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三国志》卷六《刘表传》，刘璋占益州，张鲁守汉中，马腾、韩遂称雄于关中。汉朝十三州之地已被各路诸侯瓜分殆尽。诸葛亮已失去自树大旗，成为独霸一方诸侯的最佳时机。胸怀济世之才，欲图王霸之业的诸葛亮要想攀上权力的高峰，唯一的途径只能是择主而事之，这对诸葛亮而言，虽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但与司马懿相似，仍是实现其政治目标的重要契机。

需要探讨的是，诸葛亮“择主”的标准是什么？我认为，诸葛亮考虑的标准不外乎两条。其一，人主必须是雄才大略的明君；其二，自己必须成为人主的股肱，得到人主的特殊重用。从《隆中对》中可知，诸葛亮对世之英雄早已洞若观火，一目了然。刘表、刘璋、张鲁等碌碌之辈，根本不在他考虑的范围之内，诸葛亮心目中的英主明君，唯有曹操、孙权、刘备三人。从当时的政治格局而言，最有可能统一天下的当然是曹操。那么，诸葛亮为何要放弃这一选择？我以为这并非因曹操“名为汉相，实为汉贼”，诸葛亮要与“汉贼”划清界限。

诸葛亮弃曹的最主要原因是考虑到中原汝、颍地区人才济济《三国志》卷十四《郭嘉传》载曹操与荀彧书信曰：“汝、颍固多奇士。”《晋书》卷一百一十八《姚兴载记》载姚兴之语：“关东出相，关西出将，三秦饶俊异，汝颍多奇士。”，曹操平定北方后，已非初起兵时可比，其帐下确是猛将如雨、谋臣如云，初出茅庐的诸葛亮要想在曹操帐下脱颖而出，谈何容易？对此状况，诸葛亮是有足够认识的。当其好友孟建思乡心切，欲往中原求取功名时，诸葛亮劝阻曰：“中国饶士大夫，遨游何必故乡邪。”后来诸葛亮伐魏时获悉徐庶任御史中丞，石韬任郡守时，不由感慨道：“魏殊多士邪，何彼二人不见用乎！”《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魏略》。为徐、石二人仕途不畅而鸣不平（按：二人官至二千石，岂能谓曹魏未予重用），未尝不是为自己未投魏而感到庆幸！以诸葛亮之慧眼，当然深知孙权亦是雄略之主，且其兄诸葛瑾亦在东吴供职，然而当东吴重臣张昭推荐诸葛亮予吴主时，诸葛亮断然拒绝：“孙将军可谓人主，然观其度，能贤亮而不能尽亮，吾是以不留。”《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袁子》。

为什么诸葛亮最终选择的是刘备？刘备有雄才，知人善任，自然是诸葛亮择主的重要条件。加之刘备求贤若渴，三顾茅庐，诸葛亮“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除此之外，历代政论家谈论的最多的是诸葛亮心存汉室，他同刘备的合作，主要是建立在拥刘安汉基础上的。“汉祚将倾，方将翊赞宗杰，以兴微继绝克复为己任故也。”《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裴松之自注。裴注的这条材料为众多史家所引用，以论证诸葛亮素有“宗本之心”《诸葛亮集》附录卷二引习凿齿《侧周鲁通诸葛论》。，以“兴复汉室”为己任。对此分析，我颇不以为然。东汉中叶以来外戚、宦官轮流专权秉政，朝政日益败坏。东汉末年，董卓作乱，军阀混战，汉家朝廷已是苟延残喘，奄奄一息，史称：“自安帝以来，政去公室，国统数绝，至于今者，唯有名号，尺土一民，皆非汉有，期运久已尽，历数久已终。”《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魏略》。对此形势，深谙“人事”、“天道”的诸葛亮会看不出来？两汉时期，盛行五德终始说，时人皆知炎汉火德已衰，土德将取而代之，才具冠世的诸葛亮难道真的对“历数”、“期运”一点儿都不相信？诸葛亮不事孙权的理由很清楚，是孙权“能贤亮而不能尽亮”，而并不是孙权姓“孙”，不姓“刘”。那么，为何诸葛亮要辅佐“羁旅奔逃，寄人篱下，无寸土可以立业”的刘备？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七“三国之主用人各不同”条。古今几乎所有的政论家都未深究个中奥秘，大都认为诸葛亮目光远大，并没有在乎刘备在军事实力与人才资源上的“一穷二白”，而以为刘、葛的合作是志同道合。其实这个问题大有玄机，刘备的“劣势”、“短处”在诸葛亮眼中恰恰是“优势”、“长处”。试想，倘若刘备和曹操一样地广兵众，人才济济，诸葛亮还能受到特殊的重用吗？正因为刘备手下，武将不过关羽、张飞、赵云，谋臣不过糜竺、孙乾、简雍等数人。“亡命于行旅之间”《诸葛亮集》附录卷二引尚驰《诸葛武侯庙碑铭》。的刘备集团的人才匮乏到如此程度，这就给诸葛亮大展宏图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足够的平台。

诸葛亮出山的条件很高，人主对其不仅要做到“贤”之，还必须做到“尽”之，“贤”、“尽”两字的寓意深长，必须参而悟之。所谓“贤”，即把诸葛亮视为“贤士”，对待“贤士”的最高规格无非是以“国士”待之，如同春秋时智伯待豫让《史记》卷八十六《刺客列传》载：“豫让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至于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战国时燕昭王待郭隗。这在诸葛亮看来是远远不够的。而“尽亮”就很难用一两句话来表达个中之意。诸葛亮自视甚高，虽然年轻，且初出茅庐，但绝不愿一步一个台阶地从“下曹从事”关于“下曹从事”，《三国志?鲁肃传》载鲁肃谏孙权不可降曹操时云：“今肃迎操，操当以肃还付乡党，品其名位，犹不失下曹从事，乘犊车，从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又《三国志?庞统传》载：“先主领荆州，统以从事守耒阳令，在县不治，免官。吴将鲁肃遗先主书曰：庞士元非百里才也，使处治中、别驾之任，始当展其骥足耳。”诸葛亮的才干与抱负皆高于庞统，当然更不愿任从事。的基层工作做起，而必须从高起点开始。既然要“尽”全力发挥亮之大才，当然要将其放到最重要的岗位，赋予重权要职。

诸葛亮高卧隆中时，虽在司马徽、庞德公等名士的鼓吹下，在荆襄地区有一定的知名度，但仍然有许多人不以为然，亮“每自比于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只有其小圈子内的几个好友“谓为信然”《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至于中原、江南地区对其更不了解，可谓仍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在诸葛亮还未成名前，就要求人主使用他必须“尽亮”，其出山的“心理价位”如此之高，这在人才资源极其充足的曹、孙两家那里是不可能一开始就能得到满足的。至于刘玄德那里就不同了。刘备虽然其时官拜左将军、豫州牧。汉制，将军、州牧虽可以开府治事，然刘备的“幕府”空虚，人才奇缺，赵翼云：“是时人才已为魏、吴二国收尽。”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七“三国之主用人各不同”条。诸葛亮“高瞻远瞩”看中的正是刘备的这一其他诸侯无法与之相比的“优势”，故甘心辅佐刘备。

其实，诸葛亮进入刘备集团以后，其地位和权力也是逐步上升和提高的。赤壁之战后（公元208年），“亮为军师中郎将”同。秩比二千石；刘备取益州，亮迁为军师将军，秩二千石。而关羽早在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就被拜为偏将军、汉寿亭侯，赤壁之战后，羽为荡寇将军，秩二千石。刘备称汉中王，羽迁为前将军，位次三公。张飞在建安四年已为中郎将，赤壁之战后，为征虏将军、宜都太守，秩二千石。刘备称汉中王，“拜飞为右将军”《三国志》卷三十六《张飞传》。位次三公。在刘备称帝之前的两个时间段内，关羽、张飞的地位均高于诸葛亮。文官之中的许靖虽为清谈客，但因名望甚高，故“先主为汉中王，靖为太傅”，太傅乃上公，当然在“军师将军”诸葛亮之上。《三国志》卷三十八《许靖传》。甚至连才具极为平庸的糜竺之官职亦在诸葛亮之上。“益州既平，先主拜竺为安汉将军，班在军师将军之右。”《三国志》卷三十八《糜竺传》。其他如庞统、法正、黄忠、马超等人之地位亦不低于诸葛亮，正如大多数史家所指出的，刘备与关羽、张飞之关系比之诸葛亮似乎更进一层。他们“寝则同床，恩若兄弟”《三国志》卷三十六《关羽传》。故任何加入刘备集团的人都只能居于关、张二人之后。这对于一心欲谋取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诸葛亮来说，这个排他性极强的小圈子是他仕途上的严重障碍。其实，刘备对诸葛亮亦并非一开始就推心置腹，君臣犹如鱼水。闯荡半生，历经数十年军阀混战磨难的刘备，此时已经是一个相当老练成熟的政治家。在诸葛亮没有显山露水之前，他不可能一开始就厘定诸葛亮能力的高低，故刘备收取荆州江南四郡后，并没有委诸葛亮以军政重任，而仅使其“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调其赋税，以充军实”而已。《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田余庆先生在其《隆中对再认识》一文中指出：“刘备并未以《隆中对》的方略为念，孜孜以求实现，当然也没有把诸葛亮放在运筹帷幄的地位，大事向他咨询。刘备死前，诸葛亮长时间内并不在刘备身边，戎机大政，并无诸葛亮参赞其间的事实，决计入蜀和叛攻刘璋，是法正、庞统之谋。他在荆不得预入蜀之谋，在蜀不得参出峡之议，这些关键之事不论正确与否，都与他无干系。”田文载《历史研究》1989年第5期。我认为，田先生这个分析相当精辟，道出了诸葛亮相当长时间内并不是刘备手下第一号人物的真相。

诸葛亮攫取权力的最大障碍是谁，毫无疑问，是关羽。关羽骄横跋扈是出了名的。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刘备攻益州，西凉马超来投，马超是当时颇具声望的虎将，刘备得之喜出望外，即封其为平西将军，位同关羽，远在荆州的关羽闻之极为不满，当即写信给诸葛亮，“问超人才可谁比类”，诸葛亮作书答称：“孟起兼资文武，雄烈过人，一世之杰，黥、彭之徒，当与益德并驱争先，犹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羽美须髯，故亮谓之髯。”关羽阅信后，洋洋自得，将信“以示宾客”。《三国志》卷三十六《关羽传》。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刘备自称汉中王，欲重用黄忠为后将军。“诸葛亮说先主曰：‘忠之名望，素非关（羽）、马（超）之伦也，而今便令同列，马、张（飞）在近，亲见其功，尚可喻指，关遥闻之，恐必不悦，得无不可乎？’先主曰：‘吾自当解之。’”《三国志》卷三十六《黄忠传》。刘备所谓“自当解之”，仅是派遣益州前部司马费诗前往。《三国志?费诗传》曰：刘备“遣（费）诗拜关羽为前将军，羽闻黄忠为后将军，羽怒曰：大丈夫终不与老兵同列，不肯受拜。”案：史家习知，魏晋时代兵卒身份低下，“兵”成为对人侮辱的称呼，这类例证并不罕见。《三国志》卷三十九《刘巴传》注引《零陵先贤传》，刘巴以张飞为武人而骂之为“兵子”；卷四十《彭羕传》，彭羕骂刘备为“老革”，裴松之注谓：“皮去毛曰革。古者以革为兵，故语称兵革，革犹兵也。羕骂（刘）备为老革，犹言老兵也。”东晋时也有例证。《世说新语?简傲》谓谢万矜豪傲物，谢安诫之，万“因召集诸将，都无所说，直以如意指四坐曰：‘诸君皆是劲卒。’诸将甚愤恨之”。《通鉴》升平三年（公元359年）胡注曰：“凡奋身行伍者以兵与卒为讳。”

关羽如此狂妄，不可一世，诸葛亮为何不加制止，反而要曲意逢迎，讨其欢心呢？我以为，这正是诸葛亮工于心计、深藏不露的韬略。亮、羽二人的关系如何？史无明文记载。然细加考察，亦可略窥一二。诸葛亮初出茅庐，刘备“与亮情好日密，关羽、张飞等不悦，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愿诸君勿复言。羽、飞乃止”《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可见，关羽、张飞并没有把诸葛亮放在眼里，对刘备“与亮情好日密”是一肚子的不高兴。建安十三年，曹操率大军南下，欲一鼓荡平东南，刘备“失势众寡，无立锥之地”，形势危如累卵。诸葛亮“时年二十七，乃建奇策，身使孙权，求援吴会，权既宿服仰备，又睹亮奇雅，甚敬重之，即遣兵三万人以助备，备得用与武帝交战，大破其军，乘胜克捷，江南悉平”赤壁之战，诸葛亮建立奇功，不仅巩固了他在刘备集团中的地位，而且树立了一定的威信，使关、张等人再也不敢小觑他了，但关羽却由过去的轻视而变为嫉妒诸葛亮。王夫之对此看得十分清楚。他说：昭烈之败于长坂，羽军独全，曹操渡江，不能以一矢相加遗。而诸葛公东使，鲁肃西结，遂定二国之交，资孙氏以破曹，羽不能有功，而功出于亮。刘琦曰：“朝廷养兵三十年，而大功出一儒生。”羽于是以忌诸葛者忌肃，因之忌吴，而葛、鲁之成谋，遂为之灭裂而不可复收。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九，中华书局，1975。

关羽和张飞的性格截然不同。“羽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飞爱敬君子而不恤小人。”《三国志》卷三十六《张飞传》。张飞对有才能的士大夫是十分敬佩尊重的，但关羽却对士大夫始终心存芥蒂，盛气凌人，诸葛亮作为刘备集团中的头号士大夫，当然也在其中。诸葛亮对关羽目空一切、不把他放在眼里的情况是十分清楚的，然而考虑其与主公“恩若兄弟”的特殊关系，加之自己投奔刘备的时间要比关羽晚得多，官职也比关羽低，故不得不虚与委蛇，巧为周旋。诸葛亮考虑的不是如何惩罚关羽，而是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等待时机除去关羽。

建安二十四年，关羽发动襄樊战役，虽然水淹七军，威震华夏，但最终却导致荆州失守，自身也为孙权所杀。这其中有很多隐情至今令人费解。襄樊战役前后，吴、魏使者往来不绝，密谋夹击关羽，可谓紧锣密鼓，配合默契，而刘备、诸葛亮对此却一无所闻，对关羽未作任何具体的军事、后勤与外交的部署和支援。更使人困惑的是，曹操亲统大军屯驻摩陂，并不断调遣于禁、庞德、徐晃率兵增援樊城，如此规模巨大的军事行动，蜀汉方面也丝毫没有采取任何对策，最后当关羽败走麦城，将全军覆没之际，蜀中援军还是迟迟不至。这就引发后人的纷纷猜议。国学大师章太炎有他独特的见解。他说：“临沮（关羽被擒杀之地）之败，葛氏不以一卒往援，昧者讥其无远略，而或解以败问之未通。苟罗骑斥侯之疏如是，则政令愈慢矣！”对“无远略”、“败问之未通”、“政令愈慢”之解，章氏俱予以否定，他推论：关羽乃世之虎臣，功多而无罪状，除之则不足以厌人心，不除则易世所不能御，席益厚而将掣挠吾大政，故不惜以荆州之全土，假手于吴人，以陨关羽之命。非媢之也。一国之柄，无出于二孔；出于二孔，其所举虽是，而宰相因以不能齐人心，一法令，则国已分裂矣。虽杀之而疆易侵削，终不以易内讧。其故事则有萧何之戮韩信。何公用之于韩信，而葛氏阴用之于关羽。《章太炎全集》第三卷，26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关羽镇守荆州，手握重兵，骄狂不可一世，不但易代（刘备死后）之后将难以对付，即使刘备健在之时，诸葛亮也很难越过关羽这道障碍，而攫取更大的权力。故“葛氏”宁可丢失荆州，也要借吴人之手除掉关羽。章氏的这个见解很大胆，当然这仅仅是猜测。也许章氏觉得此说理由不够充分，故不久又补充曰：“当是时，政在先主，武侯徒以抚民划策见任，未能一切领录。其任武侯又不如关羽旧人保信，荆州之败，始于娆吴，终于失援，则先主之褊迫疏慢为之。”《章太炎全集》第三卷，611页。将“荆州之败”归咎于刘备的“疏慢”轻敌。但章氏此说亦颇牵强。是时诸葛亮虽不能“一切领录”，执掌军政大权，但他明知关羽攻取襄樊条件并未成熟，且完全违背了《隆中对》提出的待“天下有变”，两路北伐曹魏的战略决策。然《三国志》正文及裴注中均未见诸葛亮劝谏的记载。退一步而言，即使刘备宠信、纵容关羽，不把《隆中对》放在心上，但襄樊战役打响后，刘备、诸葛亮不可能不全力关注战役进展的一举一动。尽管川、鄂之间山路阻隔，交通不便，信息传播不甚畅通，但整个襄樊战役从建安二十四年七月开始，至翌年一月结束，首尾长达半年之久，蜀汉作为一个完整的新兴政权，不可能没有任何信息传播渠道。

关羽攻襄樊，守荆州兵力不足，加之此时孙刘联盟已呈破裂之势。“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孙吴随时可用奇兵偷袭荆州，诸葛亮深谙兵法，难道他会掉以轻心？众所周知，诸葛一生唯谨慎，从不肯弄险。他为何不提醒“疏慢”的刘备？方诗铭先生在《三国人物散论》（62）《刘备与关羽》一文中认为，不是诸葛亮要除去关羽，而是刘备要剪除关羽。兹节录方诗铭先生在《刘备与关羽》一节中的部分原文：“关羽斥骂黄忠为‘老兵’，这是愤怒至极的表现，是谁将自己与这个‘老兵’同列，当然是刘备，因而关羽的愤怒不是指向黄忠，而是指向刘备。由此可知，关羽对刘备的不满已经到了何等程度，对此，刘备不可能不有所知晓。但是，关羽手握重兵，镇守荆州，不但易代（即刘备死后）之后将难于控制，即刘备健在之时也感到没有把握。怎么办？如何处理这个问题，这时必然提上刘备思考的日程。……《隆中对》的破灭，荆州的失守，关羽不能辞其责。但是，由于刘备与关羽的矛盾，一方面派糜芳、士仁各据荆州政治军事重地，以监视关羽，终于矛盾激化……更为重要的是，听任关羽破坏《隆中对》策划，挑起对曹操的战争。对此，刘备似皆若无其事。”并不惜歪曲章太炎的原意，将诸葛亮“不除（关羽）则易世所不能御”篡改为刘备“不除（关羽）则易世所不能御”。还说：“章太炎在《訄书》中的看法是大胆的，更是有见地的。”方诗铭：《刘备与关羽》，见《三国人物散论》（62），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方先生这种移花接木的方法实不可取。我以为，只要诸葛亮负起自己作为“军师”的职责，随时将荆州的“险情”提醒刘备，与关羽“自少结契”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七“三国之主用人各不同”条。情同手足的刘备绝不会“疏慢”到只作壁上观，对兵败临沮的关羽不以一卒相救的。所以把关羽送上断头台的除了孙权、吕蒙之外，诸葛亮也要承担一部分责任。羽死后，诸葛亮的地位和权势有所提高，但仍未能上升至“一人之下”。入蜀后，刘备对法正的信任程度远远超过了诸葛亮。对此，诸葛亮自己也十分清楚。刘备东征，“以复关羽之耻”，群臣纷纷劝谏，刘备一概不听，“章武二年，大军败绩，还住白帝，亮叹曰：‘法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就复东行，必不倾危矣。’”《三国志》卷三十七《法正传》。对刘备发动的夷陵之战，诸葛亮是否谏阻，因史无记载，无从得知。但从诸葛亮这番言语中，即可知法正在刘备心目中的特殊地位，是诸葛亮难以企及的。

刘备入川主要倚靠法正的规划，法正不仅助刘备取益州、定汉中，建立了卓越功勋，且“智术有余，能回人主之意”。“先主与曹公争，势有不便，宜退，而先主大怒不肯退，无敢谏者。矢下如雨，正乃往当先主前，先主云：‘孝直避箭。’正曰：‘明公亲当矢石，况小人乎？’先主乃曰：‘孝直，吾与汝俱去。’遂退。”《三国志》卷三十七《法正传》裴松之注。由此足见，法正对于刘备可谓以身相助，事事取信于备。攻取成都后，备“以（法）正为蜀郡太守、扬武将军，外统都畿，内为谋主”，法正一身兼内外要职，这是刘备对其绝对信任的充分体现。法正对“一餐之德，睚眦之怨，无不报复”。有人对诸葛亮说：法正于蜀郡太纵横，将军宜启主公，抑其威福。亮答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公之强，东惮孙权之逼，近则惧孙夫人生变于肘腋之下，当斯之时，进退狼跋，法孝直为之辅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复制，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邪。”《三国志》卷三十七《法正传》。

诸葛亮所云反映了当时的实情。但也不难看出，这是诸葛亮在自我解嘲，一方面是法正自以为凌驾于诸葛亮之上，不再把他放在眼里，另一方面则是诸葛亮对法正的“纵横”、“威福”，也深感无可奈何。

法正的骄横跋扈，诸葛亮当然是不快的。但如何在适当时机削弱其权势，诸葛亮心中自有打算。刘备与曹操争夺汉中，因兵力不足，“急书发兵，军师将军诸葛亮以问杨洪，洪曰：‘汉中则益州咽喉，存亡之机会，若无汉中则无蜀矣，此家门之祸也。方今之事，男子当战，女子当运，发兵何疑？’时蜀郡太守法正从先主北行，亮于是表洪领蜀郡太守，众事皆办，遂使即真”。《三国志》卷四十一《杨洪传》。汉中是“益州咽喉”，得失关系蜀汉政权的“存亡”，对此诸葛亮焉有不知之理？至于“急书发兵”，这是主公刘备的命令，岂能违抗。诸葛亮之所以询问杨洪，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借机推荐杨洪兴办蜀郡发兵之事，从而以杨洪取代法正蜀郡太守的职位。在法正“缺岗”的情况下，刘备也无可奈何。杨洪将军队、粮草等物资及时运送到汉中前线，以“众事皆办”之功继法正之后，“即真”为蜀郡太守。

法正失去“外统都畿”的重任，权势大为削弱。然而，诸葛亮与法正之间的矛盾并未缓和。“诸葛亮与正，虽好尚不同，以公义相取。”所谓“公义相取”其实是表面的，而“好尚不同”才是实质性的。对法正的聪明才智，诸葛亮内心是十分钦佩的，“亮每奇正智术”《三国志》卷三十七《法正传》。更重要的是，法正又是当时唯一能使刘备言听计从的谋臣，这一点连诸葛亮也自叹弗如。因此，如果法正长寿，其与诸葛亮矛盾必然加剧。使诸葛亮感到幸运的是，刘备称汉中王的第二年，法正病故。刘备称帝时，关羽、庞统、法正、黄忠皆亡。张飞虽然与刘备“恩若兄弟”，但毕竟只是一员武将，马超“羁旅归国，常怀危惧”《三国志》卷四十《彭羕传》。更不足信任，太傅许靖仅是“清谈”之客。刘备环顾左右，除诸葛亮外，竟无一人可赋予重任。故其即位伊始，就封诸葛亮“以丞相录尚书事、假节，张飞卒后，领司隶校尉”《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诸葛亮奋斗了整整十五年，才爬上了他梦寐以求的丞相高位。

刘备白帝托孤，对诸葛亮曰，若其子刘禅“不才”，“君可自取”，古人论此，多赞其君臣肝胆相照，并取鱼水之喻相印证。但也有人认为此乃刘备“诡伪之辞”《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孙盛曰。对诸葛亮心存猜忌，故以“自取”试探之。田余庆先生对这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皆不以为然，在其《蜀史四题——刘备托孤语》一文中作出新的诠释。田先生的见解是否有道理，本人暂且不作评论，我以为刘备托孤之语，是真心还是假意，抑或另有打算，今已无从考证，诚然是千古之谜。现在要检讨的问题，不是刘备要不要诸葛亮当皇帝，而是诸葛亮自己想不想再上一个台阶，由宰相登上龙椅。这个问题古今从未有人作过思考。正如田余庆先生所说：“诸葛亮对蜀汉的忠诚，从来没有人怀疑过。”田余庆：《蜀史四题——蜀国新旧纠葛的历史追溯》，载《文史》，第35期，中华书局，1992。之所以没有人怀疑过，无非是经过历代文人及小说家的渲染，诸葛亮已经被衍化成“圣人”，成了“鞠躬尽瘁”、忠贞冠世的典范。历史学家受其影响，大概也会感到这是古史中的一大“禁区”，轻易不敢染指。要把诸葛亮从圣坛上请下来，我想很有必要对这一最棘手的问题作一番探讨。

其实，诸葛亮执政时并没有被时人视为事君以礼、谋国以忠的圭臬。反之，蜀汉政权中，李严、廖立、来敏、魏延等人对诸葛亮专政揽权颇多微词，诸葛亮在世时，迫于其权威，人皆不敢直言指斥。然而，诸葛亮甫卒，丞相参军、安汉将军李邈即上书后主刘禅，曰：吕禄、霍禹未必怀反叛之心，孝宣不好为杀臣之君，直以臣惧其逼，主畏其威，故奸萌生。亮身杖强兵，狼顾虎视，五大不在边，臣常危之。今亮殒殁，盖宗族得全，西戎静息，大小为庆。《华阳国志》卷十中《先贤士女总赞?广汉士女》。

战国至秦

楚考烈王十五年（前248），春申君黄歇置菰城县，以泽多菰草而得名.

秦王政二十五年（前222）改菰城为乌程县，属会稽。

秦始皇二十七年（前期220），嬴政南巡会稽，途经乌程。时项羽随叔项梁避仇于此，羽“观秦始舆，大言‘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因名其处曰掩浦，又称项浦。

秦二世二年（前期208），项羽在江子汇东北筑城，周一里三百六十七步。后世称“项王城”（子城，今湖州人民公园一带）。

惠帝五年（前190），夏大旱，太湖干涸。

元封二年（前109），改鄣郡为丹杨（阳）郡，故鄣属丹杨（阳）郡。

永建四年（129），分会稽浙江以西为吴郡。乌程属吴郡。

中平二年（185），分故鄣县南、东境置安吉、原乡两县，仍属丹杨（阳）郡。

兴平年间（约195前后），乌程严白虎聚众万余人起事，后被孙策破灭。

建安中（约210前后），骆统为乌程相，善于治理，民户过万。

三国

吴黄武元年（222），分乌程、余杭置永安县。

永安元年（258）十月，孙皓加封为乌程侯。乌程政治、经济地位日趋显要。

永安年间（258-263），官府发民筑青塘、孙塘、皋塘，遏太湖之水以卫民田。

宝鼎元年（266），分吴郡乌程、阳羡、永安、余杭、临水与丹杨郡故鄣、安吉、原乡、於潜9县置吴兴郡，治乌程.

晋

太康二年（281），改永安县为武康县。析乌程西境为长城县，东境为东迁县。

永和四年（348），王羲之任吴兴太守，曾至东效乌山言：“百年后谁知王逸少与诸卿游乎！”后称此山为“升山”。

永和中（约350年前后），郡太守殷康发民开东塘，溉田千顷，以地多芦荻，因名荻塘。

咸安年间（371-372），谢安发民开城西官塘，民获其利，誉称“谢公塘”。

太元中（约385年前后），王羲之之子王献之为吴兴太守，时乌程令羊不疑之子羊欣着绢裙昼寝，献之伎痒，取笔在其绢裙上书写。后被艺林传为佳话。

南朝

梁天监二年（503）著名诗人柳恽任吴兴郡太守，八年复为吴兴郡太守，发民重浚郡北青塘，后称柳塘。又于郡西南筑西亭，与主簿、著名文人吴均同赋《西亭五韵》。

大同七年（541），武帝萧衍建妙喜寺于州西金斗山。

梁代，郡太守建霅溪馆（亦称古公馆）

陈永定元年（557），长城（今长兴）人陈霸先称帝，建立陈朝。

隋

开皇九年（589），陈亡，废吴兴郡，并武康入余杭，并故鄣、安吉、原乡人绥安，并东迁、长城入乌程。划余杭、临安、於潜归杭州，绥安归宣州，乌程归苏州。

仁寿二年（602），置湖州，治乌程。复置武康、长城两县，属湖州。大业末，复改湖州为吴兴郡。

五代

梁开平二年（908），吴越王钱鏐改长城县名为长兴。

周显德六年（959）二月，升湖州为节镇，称宣德军，以州刺史钱偡为节度使。

大宋辉煌！！！

太平兴国三年（978），吴越王钱鏐纳土归宋。奉敕拆除子城。

七年（982），析乌程县东南15乡置归安县。

天圣年间（1023-1031），湖州绫、罗能染深红、浅红、淡红等色。因其色可与玛瑙缬媲美，故名“湖缬”。

宝元二年（1039）知州事滕宗谅奏准建州学。胡瑗（安定）执教，经学治事并重，明体达用，教育有方。庆历年间，宋廷取其法为太学之法，世称“湖学”。

元丰二年（1079），四月，苏轼出知湖州。抵任甫3月，以“讪谤朝廷”，被捕系狱，世称“乌台诗案”。

建炎三年（1129），金将完颜宗弼（兀术）举兵南下，占建康（今南京），经广德，越安吉，取临安（今杭州）。岳飞在长兴缠岭、将军山与金兵鏖战，“六战六捷”，擒王权，俘金军首领四十余，击退金兵。

绍兴二年（1132），由释净梵等劝募，密州观察使王永从捐资，在归安县思溪圆觉禅院刊印《大藏经》5480卷，世称“思溪圆觉藏”，为我国佛学重要经典总集。

绍兴八年（1138），湖州知府宇文时中刊印吴缜所撰《新唐书纠谬》及《五代史纂误》。

淳熙年间（1174-1189），湖州境内大量生产丝织品，乌程、归安的樗蒲绫，双林的纱、绢，安吉的丝、绢，武康的“天鹅脂”丝绵名闻遐迩。

嘉泰元年（1201），湖人谈钥纂成《吴兴志》20卷（今存）。

嘉定十年（1217），德清吴潜考中状元，淳佑十一年（1251）官至右丞相。

宝庆二年（1226），改湖州为安吉州。

淳佑年间（1241-1252），箸名藏书家陈振孙撰成目录学专箸《直斋书录解题》56卷。

南宋时（1127-1279），湖州制镜业兴起。所产铜镜，有方、圆、葵花、心形、带柄等形状，背面镌有牌号、铭文。以石家镜、薛家镜最箸名。作坊多在湖州市区仪凤桥一带。

元末明初时期衰弱！！！

近代崛起之

清代

十八年（1661），“庄氏 明史狱”案发。庄廷 系南浔人，因编纂《明书》称努尔哈赤为建州都督，不书清帝年号等被人告发。庄被戮尸，其家籍没。

八年（1669），长兴沿太湖新筑湖堤，三十四溇港各有跨桥。

十七年（1678）春，戏曲家洪升寓居武康前溪，组织演出其杰作《沉香亭》（后改名《长生殿》）

九年（1731），德清县人沈铨赴日授画；近二年后归。

六年（1741），湖州王一品斋笔庄开张，以“天官”图像为商标，经营善琏村所制笔。因“齐、健、圆、锐”，被称“湖颖四德”，著誉大江南北。

三十四年（1769），德清戚蓼生中进士，在京得曹雪芹《石头记》并作序，世称“戚序本”。

道光五年（1825），上海福润、永和合信局在湖州开设分局。此乃湖州民信局之始。

十四年（1834），知府吴其泰发民开浚乌程三十六溇及碧浪湖。

二十年（1840），范来庚纂成《南浔镇志》10卷（今存）。

二十三年（1843），著名文字学家严可均卒。

五年（1866），湖州士绅沈丙莹、钮福皆禀请浙抚开浚乌程、长兴溇港，至八年竣工。

八年（1869），湖州首家加工经营面粉的商号--陈德兴切面真粉号在城内中街开业。

十年（1871），浙抚杨昌浚奏派湖州知府宗源瀚疏浚碧浪湖及三十三溇港。

是年后，因连年战乱，湖属各县，人口锐减。清廷实行“招垦、招细”政策，河南、湖北、安徽和浙江宁、绍、温、台等地乡民陆续迁入安吉、孝丰、长兴等地。

十三年（1874），知府宗源瀚主修，湖人陆心源、周学浚等纂成《湖州府志》，集历代《湖志》之大成，为湖州最后一部府志（今存）。

光绪三年（1877），湖州最早的碾米坊--同成义碾米坊开业，以石臼、杵碓为工具，手工操作，时称“碓房”。

五年（1879），湖州产生丝208万公斤，时占浙江全省总产量三分之二以上。

七年（1881），陆心源建千甓亭于府城东门月河街寓所，内藏汉魏六朝古砖。

九年（1883），南浔电报局开业，隶属上海电报总局。

十一年（1885）十一月，上海《申报》在湖州设售报处。

十七年（1891），湖州创立电报局，属南浔电报局管辖。

十八年（1892），孙志熊纂成《菱湖镇志》45卷（今存）。

二十年（1894），美国基督教浸礼会传教士佛礼甲游猎莫干山。此后，美、英两国传教士相继上山游览。二十四年，英国传教士伊文思在山上占地筑屋。

二十一年（1895），湖州发生“海岛教案”。

二十六年（1900），德清县新市创办二等邮局。

二十七年（1901），上海南翔文洁女塾迁至湖州马军巷办学，由基督教监理公会主办。后迁入海岛新校舍，改名为湖郡女塾。

是年，大清湖州府邮政分局开业，隶上海海关税务司邮政局。

湖人沈翔云、秦力山等在日本东京出版《国民报》（月刊），为当时较早出现的反清刊物。

二十八年（1902）六月，建立湖州府中学堂。

是年，湖绅沈谱琴在东街家宅捐资创办志卫学堂，开湖州私人办学之先河。

钱玄同等人创办《湖州白话报》。

梅溪设立竹商公所，募勇保护竹筏运输。

三十一年（1905）六月，湖州士商**抵制美货，以抗议美国政府排华和残杀华工，并印发署名“陆家花园”的反美爱国传单。

客民杨洪兴在德清县创设洛舍布厂。

三十二年（1906），秋瑾抵南浔浔溪女校执教。

三十四年（1908），在城内紫城巷成立湖州商务分会钱业会馆。

晚清举人俞恒农等捐资建立海岛图书馆。

基督教监理会设湖州海岛中学堂（民国4年改名为东吴大学第三附属中学）。

德清县新市合资兴办德新轮船公司，经营客运业务。

王笙甫、范芹圃等人以10万两白银开办公益缫丝厂生产“牡丹牌”白厂丝。

钱恂应沈谱琴之聘，代理湖州府中学堂校长，其弟钱玄同在校代理国文教员。

南浔梅月牌、梅花牌湖丝在南洋劝业会上获超等奖。

湖州的历史 =======每一位湖州人应该知道的

湖州是一座具有二千多年历史的江南古城。楚考烈王十五年（公元前248年），春申君黄歇徙封于此，在此筑城，始置菰城县，以泽多菰草故名。隋仁寿二年（公元602年），置州治，以滨太湖而名湖州，湖州之名从此始。解放后，先后设浙江第一专区、嘉兴专区和嘉兴地区，治所长期设在湖州。1983年10月，实行撤地建市，撤嘉兴地区，建湖州、嘉兴两个省辖市。湖州市下辖德清、长兴、安吉三县和城区、郊区。1988年撤销城、郊两区建制，1993年设立城区、南浔、菱湖三区。2003年撤销城区、南浔、菱湖三区，设立吴兴、南浔两区。

湖州是中国蚕丝文化、茶文化、湖笔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在市郊钱山漾遗址出土的蚕丝织物，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世界上最古老的蚕丝织物。南浔“辑里丝”曾获1815年巴拿马国际金奖。长兴顾渚山曾建有中国历史上第一座贡茶院，是“茶圣”陆羽进行茶事活动的主要场所。被列为“文房四宝”之首的湖笔产于湖州善琏，百姓尊秦朝大将军蒙恬为“笔祖”。湖州人才辈出，人文荟萃。在历史上既哺育了唐代诗人孟郊、元代书画家赵孟兆页、明代小说家凌蒙初、近现代书画大师吴昌硕等一批名人，也吸引了王羲之、颜真卿、陆羽、苏轼等不少名流。建国以来湖州籍的“两院”院士（学部委员）共18名。“两弹一星”的功臣中，钱三强、赵九章、屠守锷就是湖州人；“新时期铁人”王启民、“海空卫士”王伟、“人民卫士”沈克诚更是当代湖州人的骄傲。

湖州历史沿革简表

年 代

史 实

备 注

夏(公元前21世纪)

防风氏在今德清县武康境内建国

商(公元前12世纪)

地属勾吴

吴太伯与弟仲雍奔荆蛮，自号“勾吴”

周

太伯开辟吴地，湖州即“三吴”之一

“三吴”指苏州、湖州、吴江

春秋战国(公元前248年)

置菰城县，为春申君封地

因泽多菰草，故名菰城

秦王政 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

于菰城置乌程县

以乌申、程林两家善酿酒而得名

汉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

吴王刘濞封地内

德清县莫干乡境内有刘濞采铜铸钱遗址

三国(公元266年)

孙皓设置吴兴郡

取吴国兴盛之意

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年)

废郡置州，废乌程、武康、长城(今长兴)等县合置湖州

因滨临太湖而得名

唐武德四年(621年)

复置湖州，领乌程一县

唐武德七年(624年)

领乌程、长城、武康三县

唐天宝六年(742年)

改湖州为吴兴郡，改临溪县为德清县

以“德清山”而命名

唐乾元六年(758年)

复改吴兴郡为湖州

宋太平兴国七年(982年)

领乌程、归安、长兴、安吉、德清、武康县

乌程县东南十五乡划出，分置归安县，归安县始设于此

元元贞六年(1295年)

省下废州，置路，湖州路，领一州五县，即长兴州、乌程、归安、安吉、德清、武康县

升长兴县为长兴州

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

改湖州府，领乌程、归安、德清、武康县

明洪武二年(1369年)

领乌程、归安、德清、武康、安吉、长兴县

复长兴州为长兴县

明正德二年(1507年)

领安吉州、孝丰、乌程、归安、长兴、德清、武康县

升安吉县为安吉州，领孝丰一县，仍隶湖州府

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

领乌程、归安、长兴、德清、武康、安吉、孝丰县

改安吉州为安吉县，与孝丰县并编湖州府

民国元年(1912年)

吴兴县

撤道废府，乌程、归安合并为吴兴县

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4月27日)

湖州解放

1950年

嘉兴专区辖吴兴、长兴、嘉兴、嘉善、桐乡、崇德、德清、海宁、海盐、平湖县

撤销湖州、嘉兴两市

1951年

恢复湖州市建制

1953年

嘉兴专区,辖2市17县

安吉、孝丰、武康、昌化、余杭、於潜、临安县划入

1958年

湖州改县属市

1978年

嘉兴专区更名为嘉兴地区辖10县

地区驻地迁湖州

1979年

恢复湖州市建制

1981年

撤消吴兴县并入湖州市

1983年

湖州市辖德清、长兴、安吉3县，城区、郊区2区

撤消嘉兴地区，湖州升地级市

1988年 辖德清、长兴、安吉3县，湖州市直管乡镇 撤消城、郊区建制，实行市直接领导乡镇体制

2003年

湖州市辖德清、长兴、安吉3县，吴兴、南浔两区

撤销城区、南浔、菱湖三区，设立吴兴、南浔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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