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剑的青铜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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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周时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战争是贵族国家对外掠夺、对内镇压的重要手段之一，因而武器的发展与改进就受到格外的重视。这时武器之进步，是与青铜冶铸业的发展紧密相联系的。青铜不但可以制作多种生活用器，而且也可以制作青铜武器。青铜就是铜、锡或铜、铅的合金；或铜、锡、铅3种元素的合金。青铜制作的武器远比非金属武器使用方便，具有更大的杀伤力。在制作青铜制品中，由于铜加锡或铅的比例不同，致使合金硬度也不同，青铜武器需要坚韧、锋利，因而就比制作容器等器物多加锡或铅。关于制作不同种类青铜制品的合金比例，在战国人所作的《周礼·考工记》中已有明确的记载。

就所见，商周青铜武器遗存的数量大，品类亦多，形制上也多富于变化，铸造技术也在不断改进。青铜制武器主要品类有：戈、矛、戟、钺、刀、剑、铍、镞等等。其中青铜剑在青铜武器中独具特点，许多都属国之重宝，不断引起人们的关注，据知，一些文物收藏家还专门以收藏古铜剑为情趣。

六种不同的青铜短剑与剑首图谱

青铜剑，是佩带的手持短兵器。佩剑不但可防身，而且也代表了佩剑者的等级身份，并炫耀富有。《考工记·桃氏》记士阶层由于有上士、中士、下士的层次区别，因而佩剑的尺寸与重量亦有不同的规定，谓之“上制上士”、“中制中士”、“下制下士”，这也就是《左传·庄公十八年》所云：“各位不同，礼亦异数。”

《史记·吴太伯世家》记吴国公子季札挂剑的故事，公元前544年，吴国季札出使中原，路经徐国。徐君对季札佩带的宝剑，心里羡慕。季札考虑到出使的需要，暂时就没赠送。季札出使完毕返回徐国时，徐君已死，于是季札“乃解其宝剑系徐冢树而去”。从这一故事可以看到，季札在出使中佩剑，不但可防身，而且佩剑也是身份与地位的标志。

青铜剑主要由剑身与剑茎两部分组成，每一部位都有名称。剑身前端称“锋”，剑体中线凸起称“脊”，脊两侧成坡状称“从”，从外的刃称“锷”，合脊与两从为“腊”。剑把称“茎”。茎主要有扁形与圆形的两种。茎和身之间有的有护手的“格”，格又称“卫”（璏）。茎的末端常有圆形的“首”，首又称“镡”。茎上有的有圆形的“箍”。茎上常以绳缠绕，绳称为“缑”。剑鞘也谓之“室”。短剑也称“匕首”。

考究的青铜剑的首与格等常以玉质作成，这种剑，一般则称为“玉具剑”。青铜剑的起源与发展，在历史上应有着长期的孕育过程。从笔者所见最新考古资料看，最早的青铜剑是商代后期的铃首剑，是1971年在山西省保德县一座古墓内出土的，通体长32厘米，由身、茎、首3部分组成。剑体中部的脊，一直通到首。宽扁茎，扁圆形首，正面有连续的镂孔，首内有丸。与保德铃首剑相似的还有

1976年山西省石楼县曹家垣出土的和1982年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发现的铃首剑，以及河北青龙抄道沟出土的羊首曲柄短剑等等。它们的被发现和被认定，要比以前论定的最早的铜剑始于西周早期又提前了。这里还需说明的是，以上所谈保德等地铃首剑均带有北方游牧民族“戎狄”族的文化特色。

西周早期铜剑，已较多地被发现，如：甘肃灵台白草坡、陕西长安张家坡、陕西岐山贺家村、北京房山琉璃河等地，都有考古发现。它们的主要特点是，例如：张家坡剑和琉璃河墓52的剑，剑体呈柳叶状，脊略凸起，无格，无首。茎端略瘦。茎部有圆孔。有的剑还有透雕龙蛇饰的剑鞘，异常绚丽。

西周晚期至春秋的铜剑增多了，剑体也加长了，河南三门峡市上村岭虢国墓出土的西周晚期至春秋初期的4柄铜剑，最长的达到40厘米。圆柱形茎，出现圆形剑首，剑体有高起的脊，尚未有剑格。河南洛阳出土的几柄春秋铜剑，其中一柄还套有整块象牙制的刻有花纹的剑鞘，异常考究。

春秋晚期至战国可说是铜剑最发达的时期，除个别地区的剑反映了地域或民族风格外，形制上一般都开始定型。春秋晚期的铜剑，绝大部分都有剑首，并普遍出现了剑格，但具剑箍的还较少。长度一般都要在40-50厘米以上。有名的越王勾践剑、吴王夫差剑、吴王光剑等等，都是这时期的重要作品。这些宝剑制作精美，表现了卓越的制作工艺。东周青铜剑，以吴国、越国的最为上乘，《周礼·考工记》载：“吴越之金锡，此材之美者也。”湖北江陵古墓出土的越王勾践剑，通长55．7厘米，身满饰菱形纹，剑格两面以蓝色琉璃镶嵌花纹。剑身有“越王鸠（句）浅（践）自作用剑”鸟篆铭文。该剑被我们认定为国宝文物。

战国铜剑有了长足的发展，数量特别多，这与当时战争的增多和加剧有着直接的关系，但同时也反映了战争形式的变化，即车战转化为徒步战，在短兵相接中，剑就会起到重要作用。这时的铜剑一般都较长，有的长度几近100厘米。

《楚辞·国殇》云：“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足以说明长剑在这时很普遍。有剑箍的剑，可谓司空见惯。一些铜剑，常伴有漆制剑鞘出土。有的在剑茎上还缠有缑（丝绳）。铜剑上有铭文的也较多。

我国北方地区的辽宁、吉林等地，东周时还流行一种曲刃式青铜短剑，有的还有呈丁字形的柄。巴蜀地区流行柳叶状，体较长，扁茎，无剑格的铜剑，而具有双鞘的双剑也独具特色。云南滇民族流行体粗短，一字形剑格的剑。考察始皇陵出土的铜剑，剑身修长，可达90厘米。格呈菱形凸起状。两汉铜剑逐渐被铁剑所代替。

商周青铜剑对研究我国古代兵器史、战争史和青铜冶铸史都具有重要意义。

这些青铜兵器不输“越王剑”

夏、商、西周是青铜器鼎盛时期，现在对古青铜器的分类仍然大至按照中国历史年表的次序来排列，即分为夏商、西周、春秋战国、秦汉和隋唐。隋唐以后，青铜器作为一个大类已经为铁器及各类其他手工制品和陶瓷所取代，渐渐地退出了历史舞台。

这个时期的青铜器主要分为礼乐器、兵器及杂器。乐器也主要用在宗庙祭祀活动中。礼器是古代繁文缛节的礼仪中使用的，或陈于庙堂，或用于宴饮、盥洗，还有一些是专门做殉葬的明器。青铜礼器带有一定的神圣性，是不能在一般生活场合使用的。所有青铜器中，礼器数量最多，制作也最精美。礼乐器可以代表中国青铜器制作工艺的最高水平。礼器种类包括烹炊器、食器、酒器、水器和神像类。这一时期的青铜器装饰最为精美，文饰种类也较多。 一直以来，雅安被誉为历史文化底蕴丰富的城市之一，它具备了必要的条件：远古而不可探究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出土大量文物的麦坪“新石器时代”遗址。到了春秋、战国的青铜时代，多种文化在这里的交融与冲突，更为雅安留下了许多文化遗迹和历史谜团。那时的雅安，是什么样的？现在，随着考古进程的发展，雅安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文物种类众多、精品纷呈的面貌呈现在世人眼前。“开口”说话的出土青铜器文物，为我们描绘了一段征战、融合、替代的文化发展进程。　谜团一：雅安部族邦国兴衰史谈论起雅安的青铜时代，或许还得从石器时代说起。新石器时代晚期，人类已经进入了农耕时代的早期。那时候的农业生产力，足已养活更多的人类。富足的生活，让人类拥有私产成为可能；而私产的多寡，也让人类产生了阶级划分；随着阶级的积累和强化，以部族首领为核心的“国家”出现了。回首雅安，当时的国家或许有青衣羌国（现芦山）、笮（现汉源）、徙（现天全）等。这些部族国家诞生于何时，是谁在称王，他又是怎么治理国家的？由于没有文字的记载和本土文化文物的缺失，我们已经无法知晓答案。我们只能猜测，和中原的氏族国家一样，他们已经从“禅让制”变为“世袭制”。但小小的、诞生在雅安本地的部族邦国--青衣羌国、笮、徙等，在更强大的对手面前，失去了发展自己本土文化的空间--具有雅安土著特色的文物，并不曾发掘出现。在出土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墓葬和文物中，雅安地域内已经明显受到了古蜀文化的影响。沿着古蜀国的一些历史脉络，我们可以揣测关于雅安的人类发展。现在史学界认为，古蜀国大抵成立于距今4000年到3200年之间，相当于中原的夏代到商代晚期。《华阳国志》记载：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虽为“王”，但今天的学者认为实为“部族酋长”。此时，人类文明已经从石器开始进入金属生产时代。但雅安地域内，由于发展的滞后，尚处于石器时代晚期。笮、徙等部族国家也许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形成。出土文物表明，那时的雅安地域，受古蜀文化影响明显。距今3200年至2600年之间，是中原的西周到春秋时期。古蜀国的政治文化中心转移到成都。宽广的成都平原，造就了古蜀国的青铜文明。而在这时，雅安地域内的部族国家也被带入了青铜时代，越来越多的青铜器在这一时期出现在雅安人类的生产生活中。可以想像，面临一个强大的国家，弱小的笮、徙等为了生存只能选择依附它。距今2600年至2300年之间，是中原的春秋后半期和战国时期。古蜀国的青铜文化迎来了一个高峰期。这一时期，在雅安境内出土的大量带着巴蜀文化印记的青铜兵器、青铜罍、巴蜀印章等文物印证了这一高峰。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来自中原的楚文化开始在雅安地域内出现--他们为了黄金、矿产的开采和东运而来。谜团二：严道缘何是文化拼争之地雅安成了各种文化交流、拼争的重要之地。严道，似乎是两种文化拼争的核心之地。在荥经县严道古城出土的众多墓葬和青铜文物中，不但能看到来自中原楚文化的身影，也能看到古蜀国印记的文物。本土文化、楚文化、古蜀文化三种势力在这里交织。今年年初，一座战国晚期的木椁墓在荥经严道古城遗址被发现。随着墓葬出土的还有画工十分精美的彩绘陶瓷、一把用玉石镶嵌做装饰的佩剑以及10多件漆器。其中，出土的青铜剑佩剑，形制笔直，装饰纹样也比较简洁，与楚文化出土的佩剑同出一脉。这并不是楚文化第一次在考古工作中被发现。1984年，一次轰动全国史学界的考古发掘中，在荥经大量的巴蜀土坑墓葬群中出土了1500多件文物。在那次发掘中，专家们发现了一件带有“成都”铭文的青铜矛。这件大概铸造于公元前475-221年，与古蜀文化联系密切的青铜兵器，比史书记载的成都得名于秦汉时期要早200多年。遗憾的是，在进入青铜时代后，雅安的本土文化萌芽被强大的楚文化和古蜀文化所湮没。严道，缘何会成为文化拼争的核心之地？古代荥经所处的地理位置特殊，曾是“南丝绸之路”的边关重镇，也是中央政权控制“西南夷”的桥头堡和军事要塞。因此，荥经自古以来就受到各朝政权的重视。青铜罍在荥经县的出土，进一步证明了荥经（古严道）在古代边区的重要政治地位。罍，是一种礼器。在古代，祭祀和打仗是国家的头等大事，正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作为礼器中的重器，罍象征着国家权力和高贵身份，在祭祀天地、鬼神和祖先等典礼场合必不可少，同时也是贵族钟鸣鼎食的高雅点缀。荥经县博物馆藏有一个战国时期的青铜罍，被称为该馆的“镇馆之宝”。该青铜罍为古蜀王国遗存，距今已有两千多年历史。罍上顶盖及腰部有四耳，按四方布置。罍身腰部以上三分之一处雕有白色纹饰，虽生有部分铜锈，但铜雕纹理仍清晰细密，图案完整可见。罍身腰部下深色部分四面雕有圆形旋转纹饰，在外来光源照射下，“黑底白花”之上可见罍上反射的青铜光泽。据介绍，这件青铜罍采用了战国时期最先进的铸造工艺--失蜡铸造技术，并镶嵌绿松石。无论是形制、造型还是工艺都称得上是巴蜀文物的精品。而中原兵器和巴蜀兵器的出土文物，则向我们描绘了一段只能存于想像中的风云跌宕的战争史诗。荥经县博物馆馆藏三把巴蜀青铜剑。这批青铜剑两长一短，皆为当时古蜀王国军队的单兵近身武器。剑刃呈单向三棱形，薄而坚固，其上有棱带空体镂花。而作为古蜀军队长砍杀兵器的巴蜀戈，在荥经县亦有出土。馆藏的巴蜀戈式样不同，而其中纹饰最细、最具古蜀兵器代表的，当属“虎头纹饰”戈。“虎头纹饰”戈的上锋部较宽，凿有单向棱槽。中段留有方孔，以绑缚绳索固定木质长柄，其上刻有精美的猛虎图案。这种猛虎图案在已经出土的古蜀王国兵器中比较常见，为当时较为流行的一种武器装饰，寓意本方士卒威猛如虎，既有威慑敌人的作用，又为自己的子弟兵平添了几分昂扬之气。与之“抗战”的是来自中原的“卢氏戈”“楚直剑”等。在荥经县博物馆馆藏的“卢氏戈”，在戈后部伸展出的无锋部分上刻有铭文“七年，卢氏命韩岁厥工师司马队作余”乃是战国七雄之一的韩国所造。当时韩国所造兵器技纯精良，其他各诸侯国都普遍装备了该国生产的兵器，因此这支戈亦有“中原戈”的名号。至于这支出现在遥远西蜀地区的中原武器，究竟是古蜀在和中原各国的交战中缴获的，还是由后来南下灭蜀的秦国虎狼之师带入蜀地的？至今尚无定论。中原与古蜀国在严道的征战中，似乎谁也没有占到更多的便宜。在严道之地，中原文化难以推进，古蜀文明也难以拓展。两种文化的拼争便在雅安，在严道沉淀下来。谜团三：精美青铜器“雅安造”？雅安地域内的古人类何时迎来了第一件青铜器，同样是一个历史谜团。在考古发现中，雅安地域内出土的最早青铜器在商、周时期，此时的雅安地域内，由于发展滞后，尚处于新石器时代晚期朝青铜时代过渡的阶段。石器和青铜器共存于雅安人类的生活之中。出土的大量早期青铜器中，兵器占据了很大一部分。不仅仅是雅安的部族国家之争，更强大的国家和势力的拼争也在雅安这里展开。他们之间或许征战纷纷。早期，青铜器更多运用于战争。也许，青铜冶炼技术的普及，使青铜器逐渐出现在生活生产、祭祀仪式中。那么，诸如青铜罍等精美青铜器，会不会是“雅安造”呢？“只能说，有这可能。”曾有清华大学的教授研究这一课题。他希望对出土青铜器的材质进行科学分析，而辨析这些材质的原产地、铸造地，但因各种原因，至今无定论。但楚文化进入雅安之时，楚国青铜冶铸业除了掌握熟练的冶炼技术外，铸造技术已日趋成熟。楚人此时博采众家之长，将吴越的冶炼技术和中原的铸造技术结合起来，生产出大量优质的青铜器，在铸造工艺上全面掌握并推广了分铸焊合技术，并且独创了失蜡法和漏铅法铸造工艺，从而使自己的铸造工艺表现出了第一流的铸造工艺水平。楚人西迁，极有可能将冶铸青铜器的技术也一并带过来，而古蜀国出土的三星堆文化、金沙文化等等，大量精美的青铜人像、器皿似乎也昭示着一个伟大的青铜铸造技术年代。依附于古蜀国的雅安部族邦国也极有可能掌握了一定的青铜铸造技术。同样，我们还可以推测。当秦统一中国，在荥经严道“邓通铸钱”时，不仅是因为这里有丰富的铜山，也因为这里拥有不逊于中原的铸造技术和铸造工匠。而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宝兴县各地陆续发现一批战国至西汉早期的土坑墓葬，后又发现了西汉时期石棺墓群，在这些墓葬和墓群中都出土了大量铜剑、铜矛、铜戈、铜刀、铜镞、铜凿、铜鍪、铜釜、铜鉴、铜盘和铜饰等青铜器。这些铜器做工精致，有的甚至还镀了银，完全可以和其他地方的青铜器具媲美。考古者起初也怀疑这些出土的青铜器非宝兴羌人所造，但随着考古的进一步深入，出土了大量的废品刀剑。该废品有别于残品，其残损非锈蚀或使用等后期因素所致，而是铸造时未成功的废产品，即属被铸成坯而未加工的兵器。按常理废品（包括半成品）一般是绝不会作为流通产品输送异地去销售、交换或相赠的，宝兴出现废品刀剑也就不可能是外来之物，这说明在当时的宝兴已出现了铸造技术和工场。由此，可以说当时在雅安生活的人类不仅掌握了青铜器的冶炼和制造工艺，而且其制作水平和制作工艺已经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谜团四：巴蜀印章是南丝路的通关凭证？无数的出土青铜文物，让我们了解了雅安地域的青铜时代，但也给我们留下了无数的历史谜团。其中，最为神秘的也许便是“巴蜀印章”了。在严道古城遗址博物馆展厅里，一枚枚神秘的巴蜀印章正安静地躺在展柜内，出土20年来，它们吸引着无数好奇和探寻的目光。细看之下，这些巴蜀印章没有文字，只有图文、符号，都是铜铸，多数为圆形，少数为方形、矩形、半圆形、椭圆形，个别为“山”形或月牙形。除荥经之外，在我市芦山县也曾出土部分巴蜀印章。对于这些神秘的巴蜀图语，20年来史学界一直争论不休。有的历史学者认为这是古代巴蜀人用来记录语言的工具；有的则认为它是巴蜀中各部族的徽号；还有的认为是巫师用以占卜或预言的工具。历史学者们推论，当时的中央政权开始使用印章这种具有法律的带有强制性的手段管理各种贸易。巴蜀印章作为合法经营的凭证或通关证明，在严道的使用非常频繁。现在业内专家谈及的南丝路，其路线是以成都为起点，分为两条岔路，学术研究工作也就顺两条岔路并头推进，而途经雅安的西行之路是南丝路的主干道。这条主干道被民间称为青衣道、旄牛道或者零关道（又写为灵关道），此道进入现在的芦山，沿芦山河南下，经芦山县城至飞仙关，往西南经天全东南的两河口，沿荥经河南下至荥经，越过大相岭到汉源，经过西昌，进入云南，陆续进入缅甸、东印度、巴基斯坦等国，直至北非。如今，根据史学界的分析，早在三星堆时期，南方丝绸之路已具雏形。几位来自不同地域的蜀王，带来了不同的种群与文明，使得成都平原早在千年之前便成为文明的高地。而他们进入或逃离成都平原的路线，与后来的南方丝绸之路，其实并无太大区别。由此看来，几代蜀王早于秦皇汉武，成为丝路最早的开拓者。其佐证是，三星堆发现的距今3000多年的古蜀文明，出土的带有异域风情的文物金面罩、海贝等文物能与遥远的南亚、埃及联系起来。而三星堆、金沙出土铜器的铜矿原料（或半成品），应该来自云南的某个地方，因为云南是中国铜矿富集区，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开发铜矿的地区。显然，只有道路的畅通，才可能有贸易的往来和文化的交流。这或许还不是这条道路的最早雏形，有专家认为“南方丝绸之路”的历史还可延长到有古人类活动的远古时代。但就是在古蜀国和雅安部族邦国迎来青铜时代最鼎盛时期的时候，他们突然消失了。公元前316年，经“商鞅变法”而强大起来的秦国，起兵攻蜀，一并占领了巴国。古蜀国就这样消失得无影无踪，只留下千古难解之谜。

商代青铜器鉴定具体点

这些青铜兵器不输“越王剑”

1965年冬天，在湖北省荆州市挖掘出土了一柄寒光闪闪的青铜剑，拔剑出鞘，寒光耀目，而且2400多年不生锈，刃薄锋利，20余层纸一划而破，这就是越王勾践剑。

在彭州，也出土了一批精美的青铜兵器。在商周时期，中国的青铜器形成了独特的造型系列：容器、乐器、兵器、车马器等等。青铜器上布满了饕餮纹、夔纹或人形与兽面结合的纹饰，形成神灵的图纹，反映了人类从原始的愚味状态向文明的一种过渡。

钺——

1959年，彭州市濛阳镇竹瓦街出土的这件窖藏青铜器，据文物专家鉴定，属于公元前11世纪一公元前771年西周时期的“钺”。这件名字叫“钺"的青铜器，长34厘米，刃宽19.5厘米，呈圆弧形刃。该青铜器的后部成燕尾形叉口，叉口内有凹槽用来装柄，叉口外沿两面装饰有双线人字纹。

确切地说钺就是大斧，原本是用于斩首或者腰斩的刑具，而不是兵器。据考证，这种由石斧等工具演变而来的“钺”，在青铜器中更强调华丽、美观的特质，成为象征权力、象征威严的礼仪用物。

“钺”作为中国古代的一种兵器，形状像板斧，但比斧头大，以砍劈为主。由于“钺”的杀伤力不如戈矛，在春秋时期实战中的地位已大大降低，所以“钺”大多用于仪仗、装饰之需，以作为军权的象征。

这件西周窖藏青铜器钺，制作工艺十分精良，即使在几千年之后依然保持不变的外形，而它体现出来的强悍凶猛等气质也在久远的历程之后依然能够打动人。

矛——

周《考工记》中介绍说，矛分步兵用的酋矛和战车上用的彝矛，前者长二丈，后者长二丈四尺。换算成现在的尺寸都有四米多到五米多长，秦兵马俑坑里的一些长矛就达六米多长。而打败大流士战车的亚历山大的重步兵方阵中的矛更是达到了七米多长。

戈——

在中国古代，戈是车兵作战中一种最常用的、最重要的格斗兵器，“青铜戈"是格斗兵器中最典型的代表，它反映了当时先进的青铜铸造工艺。

这两件1991年彭州窖藏出土的战国青铜兵器“戈”，它们的通长和胡长只相差0.1厘米。

长援，援中起脊，中胡，有阑，阑侧有三个长方形穿，阑上下出齿，长方形内，内中有一穿，素面，锋利如初。

那是一个尚武的时代，青铜责无旁贷地担任了征服与抗争的重任，它是武器，它散发着锐利的寒光，一如执使它的将士们的目光，金戈铁马的沙场征战的场面就在眼前展演。在古代军队中，戈是装备到每一个士兵的必备兵器，从夏朝开始，一直到周朝，贯穿了整个青铜时代，直到春秋战国时期，随着铁器时代的到来，青铜戈最终被由戈演化而来的铁“戟”所取代。

戈在中国古代的军事技术史上，在现代军事思想上，都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在今天，很多与戈有关的成语“大动干戈”、“同室操戈”、“枕戈待旦”、“反戈一击"等仍在沿用，它们仍然是战争的代名词。

在致和镇红瓦村出土的还有圈点纹铜矛、蝉纹手纹铜矛、虎纹戈、银斑纹戈等兵器，这些战国时期的青铜兵器，虽历经两千多年风雨剥蚀，但仍光亮如新。

从中反映出了当时蜀地青铜制造工艺的高超技艺，这批战国兵器中，有一些是以神秘的“巴蜀符号”纹饰出现的。有人推测是秦灭蜀时，有一支蜀国军队顾全当时的大局，不愿交战血刃涂炭百姓，以和善之举，故意把武器埋藏起来而解甲离散归乡。

早在夏代二里头文化期，青铜器已从铸造简单的工具、兵器发展到比较复杂的爵和铃了。共铸件厚薄均匀，并且有简单的纹饰，青铜器工艺已达到一定的水准。商周1500年的历史，是我国青铜器波澜壮阔、光彩夺目的时期。商代前期的青铜器无论在造型设计、花纹装饰，还是在铸造技术上都有明显进步。这时，礼器种类增多了，器物花纹粗犷有力，同时出现了铭文，传世商代青铜器中曾出现“亘”字和“父甲”的铭文，这是我国青铜器中已知的最早的铭文。

商代晚期是我国古代青铜器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青铜铸品在质量和数量上都得到空前的发展和提高。种类包括礼器、酒器、食器、水器、兵器、工具、乐器、杂器等。这时的铜器制作精良，胎壁厚实，给人以凝重、庄严的感觉。纹饰多彩，形制精美，显示出处于发展鼎盛阶段的富丽堂皇、雍容光焕发华美的气派。不仅纹饰上刻意追逐，并且广泛使用浮雕装饰，这就排队了平面纹饰的单调性，器物雕饰的立体感使铸品造形更加生动，韵味无穷。这时有铭文器物不多，有较长铭文的铸品也不过二三十件。

中国青铜器的重要特点

青铜器物是铜锡合金，有较强的硬度，不像瓦当砖瓦、甲骨陶瓷及书画碑帖等易于破碎，而是便于长期收藏。再则青铜器皿形态各异古朴典雅，线条畅达，这也是其他古玩所无法企及的。

首先，中国青铜器数量大，种类繁多。究竟中国有多少件青铜器物，这是谁也无法统计的数字。有人统计过，仅以有铭文的青铜器物而论，从汉代到今天，出土就达一万件以上。若加上无铭文的铜器，其数量之多就可想而知了。正因为数量大，中国青铜器的品种也极其丰富，不仅有酒器、水器、食器、兵器、礼器，还有车马器、农具、工具及各类生活用具等一应器物。众多的青铜器皿，造型生动、多彩多姿，令人目不暇接。数量大、品种繁的中国青铜器无疑增加了鉴定的难度，这是中国青铜器的特点之一。

其二，中国青铜器分布地区广，且质量上乘。中国青铜器出土较为集中的地区是中原，但它的分布范围远远超出中原地区，东北、西北、巴蜀、岭南甚至西藏及东海渔岛上都发现有青铜器。这些青铜器造型生动、精美，风格各异，呈现出各自不同的艺术风格。中国商周时代的青铜器，制作精湛、形状瑰异、花纹随意、富 丽典雅，其精品不胜枚举，如司母戊方鼎、虎食人卣、双羊尊、大克鼎、毛公鼎、莲鹤方壶、双雄宝剑、勾践剑、长信宫灯、嵌绿松石卧鹿、铜车马一流，铸造精致，具有撼人心魄的艺术感染力，当然深受国内外藏家钟爱。其他各类青铜器物，铸造者根据不同的硬度要求，准确把铜锡比例，使器皿质量优良，这是国外青铜器铸品望尘莫及的。

其三，器物铭文可以说是中国青铜器最大的特点。世界各地古青铜器绝大多数没有铭文，只有印度出土的少量青铜器或铸有很短的铭文。中国古铜器有铭文者仅出土的就达一万余件，且名文长篇巨制不少，如毛公鼎铭文长达497字。这些铭文字体，或粗犷放达，或苍劲有力，具有很高的很高的书法欣赏价值。这些铭文也是鉴定中最难把握的一环。

其四，以容器为主的中国青铜器也在世界青铜文化中独树一帜。就世界范围而言，从印度河流域到巴尔干半岛，从米诺斯文明到迈锡尼文明，其青铜器的代表作大多为武器，如戈、矛、刀、箭、剑、戟、镞等，而中国却以铸造难度较大、纹饰复杂的容器为主。这些容器，尤其鼎，是为国家重器。其寓意深奥、内涵丰富，与政治纠缠在一起的神秘性始终是鉴定家及藏家们感兴趣的问题。另外，欧洲青铜文化以武器为代表，中国青铜文化以容器为代表，这是不是前者富于侵略性，而后者安于保守性就不得而知了，若有兴趣，鉴定者可以研究。

中国青铜器的四大特点，是鉴定者应当了解的基本常识。

青铜器的作伪和辨伪

中国青铜器种类繁多，数量惊人，即使是精美罕见的珍品也不胜枚举。但是，中国青铜器伪作及赝品之多也是惊人的。据张光裕《伪作先秦彝器铭文疏要》一书统计，历代伪器及疑伪之器多达1600余件，其中清代乾嘉以来近百年的伪作就超过1000件。容庚在《西清金之真伪佚存表》中也有统计，在有铭的1176件青铜器物中，伪作就有317件，可疑的尚有173件，于此可见青铜器作为之一斑。当然，伪作青铜器有的还是非常精美，已达乱真的地步，尤其是一些赝品，模仿之逼真，使人真伪难辨。显然，摆在 鉴定者面前的任务是艰巨的。有人认为：既然仿器水平已经达到真器水平，又有什么必要去辨伪、鉴定呢？回答是否定的。对青铜器的鉴定、辨伪工作非常重要，其原因归纳如下。

首先，伪器无论做得多么精美、逼真，但它毕竟是伪器，它不是商周时的铸件，也就不能反映那一时期的社会生活风貌，更不能反映当时的冶炼水平。伪器充斥青铜话，无疑影响了中国青铜器的声誉。显然，鉴定工作是必要的，这是维护中国青铜器形象的重要之举。

第二，伪器常使藏家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以假乱真的伪器常使古玩商和收藏家因辨不出真伪而受骗上当，有的人甚至倾家荡产。如民国时期，北京“式古斋”古玩铺，曾花1万元习进一件提梁卣，这是一件赝品，本来该店主要想借此倒卖发财，这时却卖不出去，店铺也因此倒闭。又如上海人吴启周与美籍华人卢芹斋合办了一家美国最大的古玩铺，吴启周做了一辈子古铜器生意，竟也买了自己的外甥叶某伪造的殷墟铜器，而且金额高达5万美金。由上二例可知，伪作手法这高超，后果之严重。显然，青铜器的鉴定、辨伪工作是非常必要的。

第三，青铜器伪铭文影响后人对历史的正确认识。青铜器铭文是中国真器的重要特点之一，有的铭文甚至长达400字，这些文字是历史研究的重要材料。铭文大都反映了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及社会生活情况，对我们认识商周时代的风貌很有帮助。而伪铭都则根据自己的需要，瓷意拟文，铭文内容完全可能背离商周真实状况，使治史者出现错误判断，伪铭影响显然恶劣。如北宋徽宗年间曾伪制大晟编钟（仿春秋宋公戍编钟的形制）336件，现藏故宫有“大晟”、“夹钟”两件。其有“太和”、“夹钟清”一件曾遭金人掠走，并将“大晟”二字刮去，伪铭“太和”，宋本已作伪，而金人则伪上作伪，青铜器伪作显然影响了我们对真器的认识。

总之，伪作既影响中国青铜器声誉，又常使藏家受骗上当，蒙受经济损失，伪名甚至影响甚至影响史家的历史研究，使今人不能准确地了解商周的社会生活状况。仅些三点，足以说明我们对青铜器进行辨伪、鉴定的必要性。

中国防大学青铜器鉴定的对象是真伪中国青铜器。中国青铜器种类太多，仅以形态而言，就包括工具、农具、兵器、礼器、酒器、水器、乐器、食器及其他生活用具，因而后世伪作也大都以上述器物为蓝本。要掌握并提高青铜器鉴定技能，就必须对真器有充分的认识和了解。只有全面把握了真器，才能辨别伪器。

首先，青铜族中，食器、酒器、水器占有很大的比例。食器包括烹饪器和盛器。烹饪器有鼎（后来仅作礼器用）、鬲、甗等，都具有二足或四足，在足间可烧柴薪烧煮食物。盛器包括簋、敦、豆、簠、 等，这睦器皿大都有耳、盖、圈足。酒器包括容器、温器、钦器三种。容器有尊、 、彝、卣、觥、壶、垒、 等；钦器有爵、角、斝、觚、觯等，无论容器还是钦器，大都有足，因而又具有温器的性质。水器包括盘、匜、盂、鉴、缶、、瓿等，多有足或耳。上述青铜器皿因时代的不同而特点各异，在鉴定中应尤其注意时代风格和器物的个体特征。

第二，青铜礼器也是鉴定的重要对象。青铜礼器不仅是现金器研究的主体，也是鉴定、辨伪的重要器物，后世伪作也最多。最重要的青铜礼器显然是鼎（食器中的簋、甗、 ，酒器中的爵、觚、觯、斝等按一事实上形式组合，也演变为礼器），西周时期天子用九鼎，诸侯廾鼎，大夫五鼎，士三鼎，等级森严。发展到后来，鼎甚至成了国家政权的象征，所谓“桀有昏德，鼎迁于商”、“商纣暴虐，鼎迁于周”，而“向鼎中厚”的使用率就更高了。鼎的鉴定无疑是一重要内容，这不仅因为它是一件重要的铸件，后世伪制很多，更由于鼎还有浓厚的政治气氛，抽象性的鉴定显然增大了辨伪、鉴赏的难度。

第三，青铜生产工具出土也不少，也有不少伪作。如斧、斤、凿、锯一类手工工具，又如耒、 、铲、锛、钁、锸、锄、耨、镰一类农用工具，也是青铜器鉴定的重要内容。真伪鉴定是一方面的内容，还可以通过鉴定，了解当时的生产发展状况，生产力水平等。

第四，商周青铜兵器出土不少，种类也很多，后世也有仿制。商周兵器包括戈、刀、剑、戟、匕首、殳、胄、矢镞、弩机、铖、矛等，兵器形状多样，鉴定难度颇大。尤其是兵器作为商周军队的重要装备，多用于战场，故鉴定时无疑应深刻了解商周兵器史和商周的征战。

第五，青铜艺术也是鉴定工作的重要内容。从造型艺术上看，众多的青铜器又是工期艺美术品。生动的造型，精美的铸工，畅达的纹饰，劲拔的铭文，古朴的韵味，这类描述尽可堆砌，中国青铜器在中国艺术史中占有灿烂的一页是勿容置疑的，对精丽青铜器的鉴赏、辨伪因而显得尤其重要。

第六，中国铭文青铜器众多，铭文不仅是书体鉴赏的重要内容，也是研究历史的重要史料。铭文是商周语言的记录，其中保存着大量的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等方面的资料。后世伪作特别多，铭文作伪影响很坏，伪铭都按其需要拟文，篡改历史在不知不觉中进行，若未鉴定出来，后人对当时的认识必有偏差。显然，青铜器铭文鉴定工作异常重要。

第七，青铜器铸造技术也是鉴定的重要内容，如铸造方法、铜锡比例、选矿冶矿等技术问题，这不仅可以帮助我们辨别真伪，还可以从冶金史的角度对古人冶炼技术加以总结，为现实社会生产服务。

由此可见，青铜器鉴定的对象是非常宽广的，进入青铜领域，犹如进入一座斑斓多彩的迷宫，要在这座迷宫中辨明方向，必须全面而深刻地认识中国青铜族。这也是中国青铜器鉴定的重要任务。

中国青铜器的种类和称谓

已发现的中国青铜器物已无法计数，这众多的青铜器姿态万千，令人眼花缭乱，甚至连器物的名称都无法叫出。显然，对众多的、形制各异的青铜铸品进行分类是必要的，介绍各种器物的名称及用途也是必要的。作为一个称职的鉴定家，掌握这两点是其基本素质。

现在对青铜器的一般分类法是按其用途来划分的，基本上可划分以下8大类：1.食器 2.酒器3.水器 4.乐器5.兵器 6.车马器、农具及工具 7.货币、玺印、度量衡器、铜镜 8.杂器

青铜器的鉴定应从哪几个方面着手？

以前的老古董商鉴别铜器，靠眼看、手摸、耳闻、鼻嗅、舌舔来加以断、推理，辨别其年代与真伪，这完全凭长期积累的实践经验。而现在的专家则拥先进的科学仪器，甚至可用激光测定。

可是作为一般的古铜爱好者，要识别一件青铜器的真假，到底该从何入手呢？应该掌握古铜器鉴别的要点。即锈色、手感和声响、花纹与款识、铜质与器式。

（一）锈色

铜器经过几千年流传，至今大致有三种方式：入土、坠水、传世。行家们说：“铜器坠水千年，则绿如瓜皮，而莹润如玉；未及千年，虽有青绿而不莹；未入土水之传世铜器，其色紫褐，而有朱砂斑，甚至其斑凸起。”一般说来，流传至今的大多是出土铜器，由于铜质差别及各地土质、水质的差异，入土铜器的锈色也不尽相同，常见有绿锈、红锈、蓝锈、紫绣等。拿到一件铜器，先要用眼看，若锈色与器体合一，深浅一致合度，坚实匀净，莹润、自然，则为自然生成的锈色。若锈色浮在器物之上，绿而不莹，表皮锈，而且不润泽，刺眼，就是伪锈了；这时再做进一步的审定，把手搓热触摸器物，用鼻嗅手，定有铜腥味，因为千年古铜的无铜腥味的；还可用热碱水洗刷，伪锈就会脱落，若刷洗不下，再用火烤就脱落了；或者用舌舔，若有盐卤味，也是伪锈。

（二）手感和声响

用手掂量，若过轻或过得就要引起注意了，当然，这全凭经验。另外还可用手敲击实物，听其声响，若声微细而轻脆则可；若声浑浊，发出“嗡”音，则需提高警惕了。

（三）花纹和款识

这是鉴别铜器的一个重点，夏代铜器花纹简单；商代花纹则华丽繁缛，且多遍体生花；西周大致与商同，但后期趋向素朴；春秋战国的花纹则清新活泼，富于生活气息，秦汉重实用，花纹少且不及前代精细。另外，还可以从不同时代纹饰图案内容的改变来推断、判别。至于款识，则主要可从其字体加以辨别。商代字体规整，笔势遒劲大方，优美洒脱，后期多典雅秀丽的波磔体；周朝早期沿袭波磔体；春秋时书体有肥体和瘦体，还有形似蝌蚪的“笠斗文”，以及图案化的“鸟虫书”；战国金文字体大金不考究，但也有字体竖笔引长下垂，末端尖锐的“悬篆”雏形；秦朝统一了文字，通用小篆。掌握了这此若一件号称三代时的铜器上却出现了小篆字体，那就笑话了。另外，还可根据铭文字数的多少、内容来判定。

（四）铜质与器式

铜质的鉴别较简便，翻看铜器的是底，若出黄铜质地，则是伪品；足底若已伪制了铜色，用热碱水刷洗就能看到其本来面目。除要记清楚铜器的器式、名称外，还要了解什么年代铸什么铜器、什么样式的铜器是什么年代铸的。例如钫，钫是方形，盛器，是国末期出现的，若其按三代作工、锈色制，为伪品。再如鼎，各代皆有，但若有盖、短的鼎则不大可能是三代物品。

鉴别铜器，是一件繁琐而艰难的事，但只要掌握了要点，多看、多记、多思、还是能鉴别出真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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