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夏完淳是什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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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完淳，别名复，字存古，号小隐、灵首（一作灵胥），乳名端哥，南明诗人，爱国英雄，汉族。明松江府华亭县人（现上海市松江），家住郡城西花园浜。完淳父夏允彝为江南名士，与完淳师陈子龙创立几社。夏完淳受父亲影响，矢志忠义，崇尚名节。天资聪颖，早慧，5岁读经史。当时陈继儒曾写诗赞：“包身胆，过眼眉，谈精义，五岁儿。”7岁能诗文，9岁写出《代乳集》。允彝出游远方，常带完淳在身边，使他阅历山川，接触天下豪杰。从陈子龙为师，又受知于复社领袖张溥，在文章气节方面，深受二人熏陶。少年时即胸怀大志，至十一、二岁，已“博极群书，为文千言立就，如风发泉涌；谈军国事，凿凿其中。”一次他问岳父钱栴：“今日世局如此，不知丈人所重何事？所读何书？”丈人惊愕，一时无从回答。

崇祯十六年（1643年），与同县友人杜登春等组织“西南得朋会”（后改为“求社”），成为“几社”的后继。次年春，农民起义军席卷北方，完淳自称 “江左少年”，上书40家乡坤，请举义兵为皇帝出力。

清顺治二年（1645年），清兵下江南，完淳年15，随父、师在松江起义抗清。失败后，夏允彝投水自殉。乃追随陈子龙与太湖义军联系，参谋义军领袖吴易军事，继续从事抗清复明活动。不就，太湖义军被包围消灭。完淳泅水脱险。复明意志坚定不移。因痛心国事，作《大哀赋》，文采宏逸，情词哀惋，见者无不感叹惊佩。

顺治四年春，明鲁王赐谥夏允彝为“文忠”公，并遥授完淳为中书舍人。完淳写谢表，连同抗清复明志士数十人名册，交与专在海上往来通信联系的秀才谢尧文，使赴舟山呈与鲁王。谢在漴阙候船，被清兵拿获，解送提督吴胜兆处系狱。后吴胜兆反清事败，清当局得完淳所书谢表等，于是南京总督军务洪承畴，秉承清摄政王意旨，按名册严缉夏完淳等，务要一网打尽。

完淳避在嘉善岳父家中，曾秘密西行受阻，返回松江，决定渡海至鲁王处，再图大举。不幸于六月底被清当局侦获逮捕，取水道解往南京受审。船过细林山（即辰山），想起老师陈子龙，作《细林夜哭》诗，以表哀悼。船过吴江，又作《吴江夜哭》诗，以悼念吴易。

押至南京，洪承畴亲自讯问并劝降，说：“童子何知，岂能称兵叛逆？误堕贼中耳！归顺当不失官。”完淳挺立不跪，佯为不知审讯大员就是洪承畴，高声答道：“我闻亨九（洪承畴字）先生本朝人杰，松山、杏山之战，血溅章渠。先皇帝震悼褒恤，感动华夷。吾常慕其忠烈，年虽少，杀身报国，岂可以让之！”当左右差役告诉他堂上“大人”就是洪承畴时，完淳更声色俱厉地说：“亨九先生死王事已久，天下莫不闻之，曾经御祭七坛，天子亲临，泪满龙颜，群臣呜咽。汝何等逆徒，敢伪托其名，以污忠魄！”洪承畴色沮气夺，无辞以对。时钱栴亦被捕，意志沮丧。完淳在旁勉励说：“今与公慷慨问死，以见陈公于地下，岂不亦奇伟大丈夫哉！”使钱得全晚节。 在狱中谈笑自若。自被捕至狱中写下得诗，名《南冠草》，都是慨世、伤时、怀友和悼念死者之作，慷慨悲凉，传诵千古。继其父所作之政论集《续幸存录》，分析南明弘光王朝败亡得原因，识见超卓。如谓“南都之政，幅员愈小，则官愈大；郡县愈少，则官愈大；财赋愈贫，则官愈富。斯之谓三反。三反之政，乌乎不亡？”故郭沫若惊叹“完淳不仅为一诗人，而实为备良史之才者也。” 九月十九日，被押出处斩。临刑，立而不跪，神色不变。死年才17岁。死后，由友人杜登春、沈羽霄收殓遗体，归葬于荡湾村夏允彝墓旁。

夏氏父子墓坐落在小昆山荡湾村北开阔的田野中。石驳墓基围成一块平台，墓地呈半月形，高约2米，面宽约30米，占地二 亩余。陈毅同志于1961年亲笔题写的“夏允彝、夏完淳父子之墓”十个行楷大字，字字有神，体现了陈总对这两位民族英雄的敬仰和推崇。

夏完淳出生于崇祯四年，即公元1631年，这时的明朝社会离灭亡只有13年了，可谓内忧外患，积重难返。自天启以来的虐政，弄得民穷财尽，崇祯上台后虽决心挽回败局，但已是强弩之末。再加上他刚愎自用，多疑少信，不喜欢听逆耳之言，信任贡谀献媚的宦官，因此不但促成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尖锐化，而且还“自毁长城”，中了离间计，杀害了袁崇焕等忠心为国的良臣，给予关外清兵入侵的机会。同时，自1628年起，在饥荒最为严重的陕北又爆发了农民起义。焦头烂额的崇祯帝把主要精力都放在“剿匪”上，大力征收苛捐杂税，抓丁入伍以对付农民起义，使得国家一片混乱，政治已紊乱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同时，在文化思想与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南方，要求个性解放，反对理学桎梏的时代精神也在广泛发展，许多饱读诗书、忧国忧民的士人按照文学观念或活动地域形成各种流派或社团，与腐朽的阉党进行斗争。这里面就有著名的东林党。继东林党之后，又有组织地主阶级中下层知识分子及小市民的复社和几社，而夏完淳的父亲夏允彝就是几社的创始人之一。一代奇才夏完淳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在大雷雨即将来临前的江南，松江华亭县（今上海市松江县）。

夏完淳出生后，夏家上下欢天喜地，亲朋好友也纷纷前来祝贺，祝贺夏允彝35岁喜得贵子，更祝贺夏家单弱的门庭终于有了生机。大家都涌到摇篮边，啧啧称赞这有着一双黑亮眼睛的婴儿天庭饱满、聪明可爱。此刻，这个躺在摇篮里，乳名端哥，大名完淳，号存古，别号小隐的孩子还不知道，那些欢喜地俯在摇篮上向他微笑的人是多么地优秀，他们的才华，他们的教诲将影响他短短17年的有生之年，并使这17年在历史上永远留下光辉的一页，并且因为了他，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也因此留在了历史的书页中。

在文学上，陈子龙和夏允彝一样主张继承明代前后七子传统，诗宗法汉魏六朝盛唐之音，以求振兴国运。他的才气在当地及江南各省都很有名，尤其以不读死书，重视时务而闻名于世，这在迂朽的明末是很难得的。他对宦官的痛恨，对人民的同情都深深打动了学生的心，完淳的文学成就亦受了他很大的影响。

他和夏完淳的关系即使在现在也是非常理想完美的，二人既是师生，又是志同道合的朋友，后来又成为共同战斗的战友。他对夏完淳的影响，并不小于夏允彝。

完淳的老师除了陈子龙外，还有太仓人张溥，他是复社的创始人之一，代表作《五人墓碑记》向为人们所传诵，并被选入了高中课本里。张溥也是夏允彝的要好朋友，对完淳非常喜爱，常常耐心地给他解释书中的疑难问题，只是英年早逝，死的时候只有40岁，那时夏完淳还不到12岁。

完淳的老师中还有抗清义士史可法、黄道周以及后来完淳为之做参谋的吴志葵等。他们的气节文章给夏完淳带来的是另一方面的更加严谨、更加壮烈的教育。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五个“平生风谊兼师友”的特殊人物，除了前面提到过的姐丈侯文中、内兄（大舅子）钱熙外，还有一个后来死得极其悲壮的人陆鲲庭。清兵入浙江后，这个崇祯时的进士惟恐被拉出来做官受辱，决心一死。无奈家人对他看管很严。一天，他趁妻子偶然离开时插上房门上吊自杀。家人发觉后破墙而入救活了他。他却痛苦万分，质问家人：“奈何苦我！”最终还是自杀身死。这种行为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是并不鲜见的。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他们在国破家亡之际不像洪承畴那样卖身求荣做了贰臣，也不隐居保全自身，而誓死以求舍生取义，这种精神极其悲壮。

夏完淳能有幸遇到这么多良师，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千百年来祖国传统文化熏染的结果使夏允彝没有被别人对他儿子的吹捧夸奖冲昏头脑，而是清醒地意识到必须从性格及品性上来对儿子进行教育，并为他选择了多位这方面的良师。为此，夏完淳将一生感激自己的父亲。

综上所述，夏完淳之所以能迅速成长，最后成为留名青史的少年英雄，除了他自己有较好的资质以及刻苦学习的主观条件外，家世、家庭、环境、教育、交游、社会、时代诸因素都起了很大的作用，他的言行，都是有着自幼耳濡目染、日积月累所形成的立身报国的信念为指导的。一切事物的发展都是从量变到质变的，十几年来一点一滴的环境熏陶与长辈的言传身教都为他在特殊而伟大时代中的杰出表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夏允彝到长乐县后，开始废弊兴利，大刀阔斧地进行自己的改革计划。他的治理方针的中心内容就是“用古教化”。因为他是个主张复古的人，对人民，他反对使用苛捐杂税，提倡“抚慰弱，煦煦如家人”的民本主义思想，力求达到孔子所说的“ 大同”境界，即用古人的方法，来治理明朝末年的社会。由于他廉洁无私，又通晓经术，建立了一套完善的法律制度，更由于他善于判决疑难问题，一时间长乐县政通人和，百废俱兴，百姓个个拍手称快，连其他地方的人也跑来请夏大人裁决纠纷，无不满意而去。

在很短的时间内，李自成的大顺政权便控制了长城以南、淮河以北的广大地区。农民军命令明朝贵族、官僚交出巨额赃款，并严厉镇压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大官僚、大地主，一时间穷苦百姓拍手称快。

然而，受封建正统思想影响很深的知识分子及官员阶层闻听此讯却悲痛万分。这是历史的局限性，不可苛求。因为对士大夫来说，忠君和爱国是交织在一起密不可分的。忠君观点是封建伦理道德的支柱，没有它，夏允彝、夏完淳以及封建时代一切知识分子所受的教育就无从论起。这种局限性也给了清朝统治者以借着代行讨伐的口实，联合汉族地主阶级建立清朝政权的策略得到成功。

对于在家服母丧的，曾被崇祯皇帝赏识，并破格提拔的夏允彝来说，明朝的灭亡、皇帝的自杀都给了他极大的打击。丧母、丧君，刚刚有了点成绩的仕途又无路可走……。一时间，他恍若失去了生活的目标。

夏允彝曾拜谒史可法，商议恢复大计，由于南明弘光政权的迅速崩溃，夏允彝才不获展，在林野乡间仍旧想有所作为。当时满清在江南的统治还不稳固，义师纷起，明朝残余军事力量散落其间。于是，夏允彝暗中写信给自己从前的学生、明朝江南副总兵吴志葵，商量准备合兵攻取苏州，然后收复杭州，再进兵南京，以图保有明朝江南半壁河山。也就是在那时，年仅十五岁的夏完淳匆匆完婚后，马上和父亲一道加入戒旅军中。可惜，吴志葵无长远谋略，军将多懈怠贰心，苏州城不仅未被攻下，这些残明的乌合之众，也大败四溃。

坏消息一个接一个传来，夏允彝反而变得愈加平静，他决定要自杀殉国。乡人劝他可以趁乱渡海去他曾任地方官的福建，招纳兵马，再图恢复。夏允彝考虑再三，没有同意，怕举事再败以至于蒙羞万世。松江清军主将早闻夏允彝大名，表示只有他出山，一定给大官作。清将还表示，即使夏先生不愿新朝为官，出来见一面也行。夏允彝以"贞妇"自比，明白无误表达了自己不事二朝的决心。

他给好友陈子龙等人写信交待后事，然后平静与家人言辊，并特意把未完成的文集《幸存录》交予独子夏完淳手中，叮嘱他毁家饷军，精忠报国，代父完成恢复志愿。然后，夏学士投松江塘自杀。《明史》上讲他"自投深渊以死"，实乃误记。夏允彝自杀是形同日本人仪礼性的剖腹自杀，其兄、子、妻妾家人，皆肃穆哀恸地立于水滨观视。松塘水浅，只达夏允彝腰身以上，这位大才子生生埋头于水中，呛肺而死，他背部的衣衫都未沾湿，生殉了他的大明朝。

彼情彼景，身为儿子的夏完淳肝胆欲裂，目睹父亲刚烈死状，他也更加坚定了必死报国之心。

至于陈子龙，他与夏允彝乃同年进士，也是当时鼎鼎大名的文学家。本来，陈子龙想与夏允彝同死，但夏允彝以母妻托付于他，他本人又有九十老祖母需要赡养，故而忍死待变，割发为僧隐于乡间。明宗室鲁王监国时，陈龙子暗中接受鲁王的任命，与夏完淳一起策动满清的松江提督吴胜兆反清。天不祚明，兵变失败，不仅吴胜兆被杀，陈子龙本人也被逮捕。在押解至南京的途中，陈子龙终于作出了与其挚友夏允彝一样的人生选择：跳水自杀殉国。

生父尊师，这两位忠烈楷模，在少年夏完淳泪水模糊的目光中，逐渐幻化为千古仁人志士的终极典型。

忠恸欲绝的夏完淳上书鲁王政权，要求予父亲以赠谥。鲁王爱惜夏完淳如此年轻又如此对大明忠心，立授他"中书舍人"一职，赠夏允彝"右春坊右中允"，谥"文忠"。这一切，均极大鼓舞了身在江南的夏完淳抗清复明的勃勃斗志。

不久，听闻太湖一带活跃着吴易领导的"白头军"（这支队伍的兵士皆以白布缠头作标志，以此为明朝"戴孝"），夏完淳喜出望外，连忙与老师陈子龙一起携家中所有金银奔赴军中，并充任吴易的参军。

吴易，字日生，进士出身，吴江人，曾为复社的活跃分子，能诗善文，又喜读兵。北京陷于李自成的时候，他正作为候补官员在京内，幸亏有大德知一禅师相助，吴易有幸从东便门逃出。后来，由史可法推荐，吴易在福王政权中有了一个"职方主事"（类似军政委）的官职。他离开扬州外出酬集粮饷时，扬州陷于清军之手。满清铁蹄迅疾，很快占领了吴易的老家吴江。县丞朱国佐降清，并斩杀了痛骂他卖国的学生吴鉴。吴易闻之大怒，率数人突入县衙，活捉朱国佐，在吴鉴灵前杀掉了这个叛国败类后，宣布反清。兴兵之初，吴易的"白头军"发展迅速，不少昔日当地的水贼头目如"赤脚张三"等人纷纷入伙，在民族矛盾上升到社会最主要矛盾的关头，这些人由"贼"而变成"官军"，在辽阔的太湖水面上给予清军沉重打击。白头军最漂亮的一仗是"分湖大捷"，杀敌三千多，斩清中下级军官二十多名，获战船五百余艘。当然，这种暂时的胜利，主要原因也在于当时清军没有有效组织起过硬的水军，水战外行，故而使得"白头军"大逞神威。

胜讯传出，南明的隆武政权和鲁王朝廷均派人携带"诏书"而来，对吴易加官晋爵，视为中兴大将。飘飘然之余，吴易与"白头军"将领们开始轻敌。许多水贼出身的将卒本性毕露，四处剽掠。清军方面，却加紧准备。海盐一战，"白头军"大败，夏完淳也因军败与吴易等人走散。至于陈子龙，他在海盐之战前已经看出吴易手下乌合之众难成大事，便以筹饷为名离开了"白头军"，想另行发展。

吴易军败后，其父、其妻、其女均投湖自杀，以免被清军俘虏受辱。吴易本人逃入湖中，仍旧坚持抗清斗争。

1646年夏，吴易听人风传满清任命的嘉善知县刘肃之想"反正"，便派人与之联络。孰料，这刘知县是个王八吃秤砣铁了心的汉奸，他之所以散布自己想"反正"，无非是想诱执吴易。见吴易自己送上门，刘肃之立刻派人持信来复，邀请吴易来县衙赴宴。吴易不疑有诈，只带随从数人来会。"鸿门宴"入易出难，刘肃之早就通知大批清兵埋伏，待吴易一入门，立即逮捕了这位"白头军"领袖，很快送往杭州处死。

夏完淳闻讯，立即白服以往，在吴江为吴易起衣冠冢，与文人同道哭吊，赋《吴江野哭》、《鱼服》二首诗歌，祭奠吴易，表达了复仇雪恨的决心。

1647年早春时分，得悉满清任命的苏松提督吴胜兆要反正的消息，少年夏完淳马上萌发了巨大的恢复希望，急忙为吴胜兆与浙东义师牵线搭桥，积极准备待事发时本人亲自参加战斗，做绝死之战。吴胜兆（这名字就不好，"无胜兆"也）谋泄，其手下将领抢先一步把他的计划上告满清。吴胜兆一卒未出，身已成擒。而浙东方面，屋漏偏遭连夜雨，义师水军刚离岸，飓风忽至，大部分人被淹呛而死，溃不成军。清廷对吴胜兆一案十分重视，四处抓人，陈子龙等人首先遭到逮捕。押送途中，陈子龙投水殉国。

夏完淳喉中咸泪和血吞。由于他本人也在清政府通缉名单中，便一度曾匿藏于其兵父在嘉善的家中。1647年夏七月，他决定渡海加入鲁王政权军队。夏完淳至孝之人，临行前，他回乡间老家探望嫡母和生母，准备与二老告别之后再出发。清廷眼线多多，夏完淳甫一回家，即为人侦知。清廷人马俱至，逮捕了这位少年英雄。由于他是朝廷重犯，被立刻押赴南京受讯。

在南京受押的八十天，是十六岁英雄夏完淳人生旅途的最后八十天。其间，他不仅智斗大汉奸洪承畴，巧妙羞辱了这位满清鹰犬，并且自激自盛，赋诗写词多篇，表达了他"今生已矣来世为期"的冲天豪情和"家国之仇未报"的遗恨。

被羁之初，夏完淳作《采桑子》一词，从内心深处抒发了他的亡国之愁。满清朝廷主持江南一带招抚的第一把手，乃大汉奸洪承畴。他听说夏完淳与其岳父钱（木丹）被抓，很是得意，便想亲自劝降这翁婿二人，此举不仅能为满清主子招纳"人才"，又能给自己脸上贴"慈德"金粉。

南京旧朝堂上，洪承畴高坐，喝问下面被提审的夏完淳："汝童子有何大见识，岂能称兵犯逆。想必是被人蒙骗，误入军中。如归顺大清，当不失美官。"

夏完淳不为所动，反问洪承畴："尔何人也？"

旁边虎狼衙役叱喝："此乃洪大人！"又有狱吏在其旁低声告之："此乃洪亨九（洪承畴）先生。"

夏完淳佯作不知，厉声抗喝："哼，堂上定是伪类假冒。本朝洪亨九先生，皇明人杰，他在嵩山、杏山与北虏（满清）勇战，血溅章渠，先皇帝（崇祯帝）闻之震悼，亲自作诗褒念。我正是仰慕洪亨九先生的忠烈，才欲杀身殉国，以效仿先烈英举。"

狱吏们此时很窘迫。洪承畴在上座面如土灰。上来一人，厉声叱喝夏完淳："上面审你的，正是洪经略！"

夏完淳朗声一笑："不要骗我！洪亨九先生死于大明国事已久，天子曾临祠亲祭，泪洒龙颜，群臣呜咽。汝等何样逆贼丑类，敢托忠烈先生大名，穿虏服虏帽冒允堂堂洪先生，真狗贼耳！"

洪承畴汗下如雨，老狗嘴唇哆嗦，小英雄字字戮到他灵魂痛处，使得这个变节之人如万箭攒心般难堪、难受。食禄数代之大明重臣，反而不如江南一身世卑微的十六岁少年，真让人愧死！（类似故事也发生在同吴易一起被抓的"白头军"***孙兆奎身上，他被押南京后，也是洪承畴主审。面对拖着条"猪尾巴"的清朝"总督"，孙兆奎轻蔑地笑问堂上洪大人："我们大明朝也有一个牺牲的先烈叫洪承畴，您不会与那位大人同名吧？"狠狠羞辱了这位大汉奸。）

忽然，一旁因久受严刑而涌支撑的夏完淳岳父钱（木丹）忽然一声倒地，葡伏不起。夏完淳见状，忙上前扶起岳丈，厉声激励道："大人您当初与陈子龙先生及我完淳三人同时歃血为盟，决心在江南举义抗敌。今天我二人能一同身死，可以慷慨在地下与陈子龙先生相会，真真奇大丈夫平生之豪事，何必如此气沮！"听女婿如此说，钱先生咬牙挺起，忍耐奇痛。

洪承畴默然久之，只得挥挥手，今士卒把二人押回牢狱。然后，上报清廷，拟判处夏、钱二人死刑。

上述种种历史的细节，不见于满清御用奴才文人"官修"的史书。而是出于被乾帝"御封"为"贰臣"的明末大才子屈大均著作《皇明四朝成仁录》中。这位苟全性命于乱世的投机文人，自身道德深玷大污，但他内心中对全忠全义的英雄，也不由自主流露出热切的渴慕和深刻的崇敬。深知自己来日无多，夏完淳在狱中写下了他那篇流传千古的《狱中上母书》，派人转送老家的嫡母盛氏与生母陆氏。

1647年，九月秋决，夏完淳等三十多名抗清义士在南京西市慷慨就义。手提鬼头大刀、凶神恶煞般的刽子手，面对自己面前昂然站立的这位面容白皙、姣好的十六岁美少年，他那杀砍掉无数人头的双手，也不由自主地发颤发抖，最终只能闭眼咬牙才敢砍下那一刀……

夏完淳的妻子秦篆，同时受父死母丧夫亡的重大打击，悲痛欲绝，身体亦非常衰弱。几个月后她果然生下一个男孩，只是这孩子似乎在母体内感受了太多人间的苦难，很快便也夭折了。夏家终于无后。秦篆的哥哥钱默这时也终于看破红尘，出家为僧，不知所终。年仅十八九岁的秦篆便也削发为尼，独守青灯古佛，孤独地度过了一生。

夏完淳，是那个特定历史时代的儿子，同时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普通人，他的思想当然还有狭窄的一面，比如他深受封建士大夫的影响，奉朱明王朝为正统，因为在那个时代，爱国者往往把忠君作为表现爱国思想、从事爱国活动的形式，这是所有封建时代爱国者的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但这些局限性都不能掩盖他身上夺目的光辉，尤其在国难深重的时候，这种光辉就更加灿烂华美。郭沫若在抗战时期以夏完淳事迹为基础创作的话剧《南冠草》曾激动过多少誓以热血拯救祖国的中华儿女！今天，尽管我们生活在一个和平的时代，但对祖国的义务没有变，青年人追求向上、追求真理的激情没有变，因此在他的身上，我们同样能汲取许多做人的力量。

对青少年来说，夏完淳这个人物有着不可磨灭的榜样作用，而且他的无论是做人还是事业的成功，都很有值得人们深思的价值。在历史上曾出现过许多关于神童的记载，但他们大多只是天上的流星，闪烁一时便没了光彩。王安石那篇著名的《伤仲永》对这种情况加以了分析，对社会上不正确的培养神童方法进行了指责。确实，这些天资聪慧的孩子将来有可能成为有用的人才，但盲目的吹捧迎合只能让这些还未完全成熟的孩子丧失进取心和清醒的认识，飘飘然不知天高地厚，同时又不再继续学习，因此大多数孩子很快就江郎才尽，像仲永一样沉溺于大人的指挥和机械的创作中，“泯然众人矣”。

夏完淳在世只有17年，但他在明末文坛上却有着不可磨灭的光辉。夏完淳短暂的一生中,著有赋12篇,各体诗337首,词41首,曲4首,文12篇。

14岁参加抗清斗争后，在血与火的斗争生活中，特别是在被捕以后，他写了不少慷慨悲壮而又清新明朗、表现民族气节的诗篇及赋、曲、杂文等。著名历史学家，也是夏完淳研究专家白坚先生总结其主要内容为：

其一，表现抗清复国的心志。诗集中大量篇章直接间接、多方多面、借古喻今、因物寓意地表现了诗人心怀故国、志在南归、念切中兴的思想襟怀和抱负。尤其可贵的是，在艰难困苦的情境中，始终保持着高昂的乐观主义精神。如“万里飞腾仍有路，莫愁四海正风尘”，“英雄生死路，却似壮游时”等，气势奔放，开朗壮美。

其二，抒写兴亡之恨、可谓“处处山河泪，篇篇烈士心”。完淳的诗中有不少借青楼盛衰或宴游兴替以寄予兴亡之恨的内容。

其三，歌颂英烈，哀悼师友。《六哀》、《六君咏》、《细林野哭》、《吴江野哭》和哭钱熙的诸篇，都属于这一类。其中颇多感人甚深的好诗。千百年后，还使人读之震悼，闻之饮泣。

夏完淳诗作，在艺术表现上，也有特色，如用典用事，比较工切；多用比兴，带有浪漫气息；富于想象，时见瑰丽色彩；善于以景为情，融情入景；善于选择特征性的事物和动作来概括情境，表现人物。集中的爱国主题，爱国激情，热烈的战斗气息，充沛的乐观精神，夺目的华美文词，动人的浪漫色彩都形成完淳诗歌的悲壮激昂、清新开朗的艺术风格。

夏完淳的诗，并非以年少而见称，也并非因殉国而作传。幼年时代吸收的古典作品的精华，长大后实际斗争的磨炼，都形成了他诗歌慷慨悲壮、清新开朗的独特风格，有高度的艺术感染力，能引起人强烈共鸣。就诗论诗，亦足以睥睨一代，辉耀千秋，屹立于古今爱国诗人之林。但他的诗作毕竟受其年龄、经历、思想局限性影响，也有许多不足之处，题材比较单调狭隘，描写人民群众的疾苦和灾难的尚嫌薄弱；用典过多，有时有掉书袋之嫌。比起其师陈子龙来，自然还有一定的距离。但其影响却是巨大的。

现代爱国诗人柳亚子先生在青年时期读了夏完淳的诗歌后，敬慕不已，写下“悲歌慷慨千秋血，文采风流一世宗。我亦年华垂二九（ 即十八岁——作者注），头颅如许负英雄。”以自比自励，从完淳的诗中吸取成才的精神力量和艺术营养。四川辛亥革命元勋熊克武回忆说：“我在家念私塾时，……，特别喜欢明末夏完淳的诗文，一面抄写，一面熟读，至今还可背诵一二。”汪辟疆在《三百年前一位青年抗战的民族文艺家》中也慷慨激昂地说：“我早年从《艺海珠尘》内得读《夏内史集》，诵至他16岁所作的《大哀赋》和《狱中上母书》、《遗夫人书》这几篇，有时热血上涌，有时酸楚欲绝，不知不觉的使我对于这一位青年抗战的民族文艺家敬佩不已”。闻亦博在《明代模范学生夏完淳传记》中说：“他的一生，始终不肯休息，不肯妥协，燃烧着似火一般的民族思想，在诗句中发生伟大的力量，比之于普通抒情的作品，描写春花秋月的文章，不知要充实多少倍了”。文坛巨匠郭沫若先生也多次著文对夏完淳的诗作进行详细评点。

他15岁前的早期作品,受拟古主义影响，内容比较单薄。如《青楼篇》、《杨柳怨》等诗，描写“醒来锦袖飘歌院，醉后红牙唱酒楼”的游冶生活，反映了他作为贵公子的思想局限。但在明亡之后，他投身抗清义军，所作诗文迥然一变。表现为：

①不再以拟古为主旨，而是直面人生，正视现实。 ②展示了高昂的抗战激情和坚定的民族气节。 ③他虽备尝艰辛，终遭失败，但作品中流露出昂扬的乐观精神。

④直抒胸臆，不事雕琢，形成朴直爽朗、慷慨悲壮的创作风格，产生了巨大的艺术感染力。

王勃文学常识

有甲骨文、金文、石鼓文、大篆、隶书、楷书等。

1、甲骨文

甲骨文，是中国的一种古老文字，又称“契文”、“甲骨卜辞”、殷墟文字或“龟甲兽骨文”。

是汉字的早期形式，是现存中国王朝时期最古老的一种成熟文字，最早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殷墟。属于上古汉语(old chinese)，而非上古或者原始的其他语系的语言。

甲骨文发现于中国河南省安阳市殷墟，是商朝(约公元前17世纪-公元前11世纪)的文化产物,距今约3600多年的历史。

甲骨文，具有对称、稳定的格局。备书法的三个要素，即用笔、结字、章法。 从字体的数量和结构方式来看，甲骨文已经是发展到了有较严密系统的文字了。

汉字的“六书”原则，在甲骨文中都有所体现。但是原始图画文字的痕迹还是比较明显。?

甲骨文是商朝(约公元前17世纪-公元前11世纪)的文化产物,距今约3600多年的历史。

2、金文

金文是铸刻在青铜器的钟或鼎上的一种文字。金文起于商代，盛行于周代，是由甲骨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文字。

因铸刻于钟鼎之上，有时也称为钟鼎文。据统计，金文约有三千零五字，其中可知有一千八百零四字，较甲骨文略多。

金文上承甲骨文，下启秦代小篆，流传书迹多刻于钟鼎之上，所以大体较甲骨文更能保存书写原迹，具有古朴之风格。金文在笔法、结字、章法上都为书法的进一步发展做出了贡献。

3、石鼓文

石鼓文，先秦刻石文字，因其刻石外形似鼓而得名。发现于唐初，共计十枚，高约三尺，径约二尺，分别刻有大篆四言诗一首，共十首，计七百一十八字。

内容最早被认为是记叙秦王出猎的场面，故又称“猎碣”。宋代郑樵《石鼓音序》之后“石鼓秦物论”开始盛行。

清末震钧断石鼓为秦文公时物，民国马衡断为秦穆公时物，郭沫若断为秦襄公时物，今人刘星、刘牧则考证石鼓为秦始皇时代作品。

石鼓刻石文字多残，北宋欧阳修录时存四百六十五字，明代范氏天一阁藏本仅四百六十二字，今之“马荐”鼓已一字无存。原石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石鼓馆。

4、大篆

大篆是西周晚期普遍采用的字体。相传为夏朝伯益所创。广义的大篆指小篆之前的文字，包括金文（或称“钟鼎文”）与籀文（金文之繁化），而当代汉字学家推算秦朝应尚有甲骨文，所以现在也包括其中。

大篆狭义指籀文，遗存石刻石鼓文，以周宣王时的太史籀所书而得名；石鼓文因刻于石鼓上而得名，是流传至今最早的刻石文字，为石刻之祖。

5、隶书

隶书，有秦隶、汉隶等 ，一般认为由篆书发展而来，字形多呈宽扁，横画长而竖画短，讲究“蚕头雁尾”、“一波三折”。

根据出土简牍，隶书始创于秦朝，传说程邈作隶，汉隶在东汉时期达到顶峰，上承篆书传统，下开魏晋、南北朝，对后世书法有不可小觑的影响，书法界有“汉隶唐楷”之称。

6、楷书

楷书也叫正楷、真书、正书。由隶书逐渐演变而来，更趋简化，横平竖直。《辞海》解释说它“形体方正，笔画平直，可作楷模”。这种汉字字体端正，就是现代通行的汉字手写正体字。

楷书也是一种官名。《新唐书·百官志二》记中书省史馆有楷书二十人，写国史楷书十八人。楷书作为官名也称作楷书手，掌缮写之事，在同一机构中并置，因具体分工有所不同。

《通典·职官二十二》记楷书手为流外勋品官。宋代无楷书手之称，惟称楷书。

百度百科——古文字

荆楚文化的文化主源

1.关于王勃的文学常识

王勃诗集 王勃，字子安，绎州龙门人，文中子通之孙。

六岁善文辞，未冠，应举及第。授朝散郎，数献颂阙下。

沛王闻其名，召署府修撰。是时诸王斗鸡，勃戏为文，檄英王鸡，高宗斥之。

勃既废，客剑南。久之，补虢州参军。

坐事，复除名。勃父福峙，坐勃故，左迁交趾令。

勃往交践省父。渡海溺水，悸而卒，年二十八，勃好读书，属文初不精思，先磨墨数升，引被覆面而卧，急起书之，不易一字，时人谓之腹稿。

与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皆以文章齐名，天下称王杨卢骆，号四杰。勃有集三十卷，今编诗二卷。

圣泉宴 披襟乘石蹬，列籍俯春泉。 兰气熏山酌，松声韵野弦。

影飘垂叶外，香度落花前。 兴洽林塘晚，重岩起夕烟。

寻道观 其观即昌利观，张天师居也。 芝应光分野，蓬阙盛规模。

碧坛清桂阈，丹洞肃松枢。 玉芨三山记，金箱五岳图。

苍虬不可得，空望白云衢。 散关晨度 关山凌旦开，石路无尘埃。

白马高谭去，青牛真气来。 重门临巨壑，连栋想崇隈。

即今扬策度，非是弃繻回。 游梵宇三觉寺 香阁披青磴，雕台控紫岑。

叶齐山径密，花积野坛深。 萝幌栖禅影，松门听梵音。

遽忻陪妙躅，延赏涤烦襟。 别薛华 作秋日别薛升华 送送多穷路，遑遑独问律。

悲凉千里道，凄断百年身。 心事同漂泊，生涯共苦辛。

无论去与住，俱是梦中人。 重别薛华 一作重别薛升华 明月沉珠浦，凤飘濯锦川。

楼台临绝岸，洲渚亘长天。 飘泊成千里，栖遑共百年。

穷途唯有泪，远望独潸然。 麻平晚行 百年怀土望，千里倦游情。

高低寻戌道，远近听泉声。 涧叶才分色，山花不辨名。

羁心何处尽，风急暮猿清。 送卢主簿 穷途非所恨，虚室自相依。

城阙居年满，琴尊俗事稀。 开襟方未已，分袂忽多违。

东岩富松竹，岁暮幸同归。 饯韦兵曹 征骖临野次，别袂惨江垂。

川霁浮烟敛，山明落照移。 鹰风凋晚叶，蝉露泣秋枝。

亭皋分远望，延想间云涯。 白下驿饯唐少府 下驿穷交日，昌亭旅食年。

相知何用早，怀抱即依然。 浦楼低晚照，乡路隔风烟。

去去如何道，长安在日边。 杜少府之任蜀州 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

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仲春郊外 东园垂柳径，西堰落花津。

物色连三月，风光绝四邻。 鸟飞村觉曙，鱼戏水知青。

初晴山院里，何处染嚣尘。 郊兴 空园歌独酌，春日赋闲居。

泽兰侵小径，河柳覆长渠。 雨去花光湿，风归叶影疏。

山人不惜醉，唯畏绿尊虚。 郊园即事 烟霞春旦赏，松竹故年心。

断山疑画障，县溜泻鸣琴。 草遍南亭合，花开北院深。

闲居饶酒赋，随兴欲抽簪。 观佛迹寺 莲座神容严，松崖圣趾馀。

年长金迹浅，地久石文疏。 颓华临曲磴。

倾影覆前除。 共嗟陵谷远，俄视化城虚。

山居晚眺赠王道士 金坛疏俗宇，玉洞侣仙群。 花枝栖晚露，峰叶度晴云。

斜照移山影，回沙拥籀文。 琴尊方待兴，竹树已迎曛。

八仙径 寺南又有昌利观，去寺可数里，岩径窈窕，杖而后进。 奈园欣八正，松岩访九仙。

援萝窥雾术，攀林俯云烟。 岱北鸾骖至，辽西鹤骑旋。

终希脱尘网，连翼下芝田。 春日还郊 闲情兼嘿语，携杖赴岩泉。

草绿萦新带，榆青缀古钱。 鱼床侵岸水，鸟路入山烟。

还题平子赋，花树满春田。 对酒春园作 投簪下山阁，携酒对河梁。

狭水牵长镜，高花送断香。 繁莺歌似曲，疏蝶舞成行。

自然催一醉，非但阅年光。 观内怀仙 玉架残书隐，金坛旧迹迷。

牵花寻紫涧，步叶下清溪。 琼浆犹类乳，石髓尚如泥。

自能成羽冀，何必仰云梯。 秋日别王长史 别路馀千里，深恩重百年。

正悲西候日，更动北梁篇。 野色笼寒雾，山光敛暮烟。

终知难再奉，怀德自潸然。 上已浮江宴韵得遥字 上已年光促，中川兴绪遥。

绿齐山叶满，红泄片花销。 泉声喧后涧。

虹影照前桥。 遽悲春望远，江路积波潮。

长柳 晨征犯烟磴，夕憩在云关。 晚风清近壑，新月照澄湾。

郊童樵唱返，津叟钓歌还。 客行无与晤，赖此释愁颜。

羁游饯别 客心悬陇路，游子倦江干。 槿丰朝砌静，条密夜窗寒。

琴声销别恨，风景驻离欢。 宁觉山川远，悠悠旅思难。

铜雀妓二首 金凤邻铜雀，漳河望邺城。 君王无处所，台榭若平生。

舞席纷何就，歌梁俨未倾。 西陵松檟冷，谁见绮罗情。

铜雀妓二首 妾本深宫妓，层城闭九重。 君王欢爱尽。

歌舞为谁容。 锦衾不复襞，罗衣谁再缝。

高台西北望，流涕向青松。 易阳旱发 饬装侵晓月，奔策候残星。

危阁寻丹障，回梁属翠屏。 云间迷树影，雾里失蜂形。

复此惊飙至，空山飞夜萤。 焦岸早行和 *** 侵星违旅馆，乘月戒征俦。

复嶂迷晴色，虚岩辨暗流。 猿吟山漏晓，萤散野风秋。

故人渺何际，乡关云雾浮。 临江二首 泛泛东流水，飞飞北上尘。

归骖将别棹，俱是倦游人。 去骖嘶别路，归棹隐寒洲。

江皋木叶下，应想故城秋。 江亭夜月送别二首 江送巴南水，山横塞北云。

津亭秋月夜，谁见泣离群。 乱烟笼碧砌，飞月向南端。

寂寂离亭掩，江山此夜寒。 深湾夜宿主人依山带江 津涂临巨壑，村宇架危岑。

堰绝滩声隐，风交树影深。 江童暮理揖，山。

2.关于王勃的文学常识

王勃诗集 王勃，字子安，绎州龙门人，文中子通之孙。

六岁善文辞，未冠，应举及第。授朝散郎，数献颂阙下。

沛王闻其名，召署府修撰。是时诸王斗鸡，勃戏为文，檄英王鸡，高宗斥之。

勃既废，客剑南。久之，补虢州参军。

坐事，复除名。勃父福峙，坐勃故，左迁交趾令。

勃往交践省父。渡海溺水，悸而卒，年二十八，勃好读书，属文初不精思，先磨墨数升，引被覆面而卧，急起书之，不易一字，时人谓之腹稿。

与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皆以文章齐名，天下称王杨卢骆，号四杰。勃有集三十卷，今编诗二卷。

圣泉宴 披襟乘石蹬，列籍俯春泉。 兰气熏山酌，松声韵野弦。

影飘垂叶外，香度落花前。 兴洽林塘晚，重岩起夕烟。

寻道观 其观即昌利观，张天师居也。 芝应光分野，蓬阙盛规模。

碧坛清桂阈，丹洞肃松枢。 玉芨三山记，金箱五岳图。

苍虬不可得，空望白云衢。 散关晨度 关山凌旦开，石路无尘埃。

白马高谭去，青牛真气来。 重门临巨壑，连栋想崇隈。

即今扬策度，非是弃繻回。 游梵宇三觉寺 香阁披青磴，雕台控紫岑。

叶齐山径密，花积野坛深。 萝幌栖禅影，松门听梵音。

遽忻陪妙躅，延赏涤烦襟。 别薛华 作秋日别薛升华 送送多穷路，遑遑独问律。

悲凉千里道，凄断百年身。 心事同漂泊，生涯共苦辛。

无论去与住，俱是梦中人。 重别薛华 一作重别薛升华 明月沉珠浦，凤飘濯锦川。

楼台临绝岸，洲渚亘长天。 飘泊成千里，栖遑共百年。

穷途唯有泪，远望独潸然。 麻平晚行 百年怀土望，千里倦游情。

高低寻戌道，远近听泉声。 涧叶才分色，山花不辨名。

羁心何处尽，风急暮猿清。 送卢主簿 穷途非所恨，虚室自相依。

城阙居年满，琴尊俗事稀。 开襟方未已，分袂忽多违。

东岩富松竹，岁暮幸同归。 饯韦兵曹 征骖临野次，别袂惨江垂。

川霁浮烟敛，山明落照移。 鹰风凋晚叶，蝉露泣秋枝。

亭皋分远望，延想间云涯。 白下驿饯唐少府 下驿穷交日，昌亭旅食年。

相知何用早，怀抱即依然。 浦楼低晚照，乡路隔风烟。

去去如何道，长安在日边。 杜少府之任蜀州 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

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仲春郊外 东园垂柳径，西堰落花津。

物色连三月，风光绝四邻。 鸟飞村觉曙，鱼戏水知青。

初晴山院里，何处染嚣尘。 郊兴 空园歌独酌，春日赋闲居。

泽兰侵小径，河柳覆长渠。 雨去花光湿，风归叶影疏。

山人不惜醉，唯畏绿尊虚。 郊园即事 烟霞春旦赏，松竹故年心。

断山疑画障，县溜泻鸣琴。 草遍南亭合，花开北院深。

闲居饶酒赋，随兴欲抽簪。 观佛迹寺 莲座神容严，松崖圣趾馀。

年长金迹浅，地久石文疏。 颓华临曲磴。

倾影覆前除。 共嗟陵谷远，俄视化城虚。

山居晚眺赠王道士 金坛疏俗宇，玉洞侣仙群。 花枝栖晚露，峰叶度晴云。

斜照移山影，回沙拥籀文。 琴尊方待兴，竹树已迎曛。

八仙径 寺南又有昌利观，去寺可数里，岩径窈窕，杖而后进。 奈园欣八正，松岩访九仙。

援萝窥雾术，攀林俯云烟。 岱北鸾骖至，辽西鹤骑旋。

终希脱尘网，连翼下芝田。 春日还郊 闲情兼嘿语，携杖赴岩泉。

草绿萦新带，榆青缀古钱。 鱼床侵岸水，鸟路入山烟。

还题平子赋，花树满春田。 对酒春园作 投簪下山阁，携酒对河梁。

狭水牵长镜，高花送断香。 繁莺歌似曲，疏蝶舞成行。

自然催一醉，非但阅年光。 观内怀仙 玉架残书隐，金坛旧迹迷。

牵花寻紫涧，步叶下清溪。 琼浆犹类乳，石髓尚如泥。

自能成羽冀，何必仰云梯。 秋日别王长史 别路馀千里，深恩重百年。

正悲西候日，更动北梁篇。 野色笼寒雾，山光敛暮烟。

终知难再奉，怀德自潸然。 上已浮江宴韵得遥字 上已年光促，中川兴绪遥。

绿齐山叶满，红泄片花销。 泉声喧后涧。

虹影照前桥。 遽悲春望远，江路积波潮。

长柳 晨征犯烟磴，夕憩在云关。 晚风清近壑，新月照澄湾。

郊童樵唱返，津叟钓歌还。 客行无与晤，赖此释愁颜。

羁游饯别 客心悬陇路，游子倦江干。 槿丰朝砌静，条密夜窗寒。

琴声销别恨，风景驻离欢。 宁觉山川远，悠悠旅思难。

铜雀妓二首 金凤邻铜雀，漳河望邺城。 君王无处所，台榭若平生。

舞席纷何就，歌梁俨未倾。 西陵松檟冷，谁见绮罗情。

铜雀妓二首 妾本深宫妓，层城闭九重。 君王欢爱尽。

歌舞为谁容。 锦衾不复襞，罗衣谁再缝。

高台西北望，流涕向青松。 易阳旱发 饬装侵晓月，奔策候残星。

危阁寻丹障，回梁属翠屏。 云间迷树影，雾里失蜂形。

复此惊飙至，空山飞夜萤。 焦岸早行和 *** 侵星违旅馆，乘月戒征俦。

复嶂迷晴色，虚岩辨暗流。 猿吟山漏晓，萤散野风秋。

故人渺何际，乡关云雾浮。 临江二首 泛泛东流水，飞飞北上尘。

归骖将别棹，俱是倦游人。 去骖嘶别路，归棹隐寒洲。

江皋木叶下，应想故城秋。 江亭夜月送别二首 江送巴南水，山横塞北云。

津亭秋月夜，谁见泣离群。 乱烟笼碧砌，飞月向南端。

寂寂离亭掩，江山此夜寒。 深湾夜宿主人依山带江 津涂临巨壑，村宇架危岑。

堰绝滩声隐，风交树影深。 江童暮理揖，山女夜调砧。

此时故乡远，。

3.初唐文学家王勃

王勃，（649或650~675或676）唐代诗人。字子安。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王勃与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以诗文齐名，并称“王杨卢骆”，亦称“初唐四杰”。王勃才华早露，未成年即被司刑太常伯刘祥道赞为神童，向朝廷表荐，对策高第，授朝散郎。乾封初（666）为沛王李贤征为王府侍读，两年后因戏为《檄英王鸡》文，被高宗怒逐出府。随即出游巴蜀。咸亨三年（672）补虢州参军，因擅杀官奴当诛，遇赦除名。其父亦受累贬为交趾令。上元二年（675）或三年（676），王勃南下探亲，渡海溺水，惊悸而死。

王勃的文学主张崇尚实用，认为“君子以立言见志。遗雅背训，孟子不为；劝百讽一，扬雄所耻。苟非可以甄明大义，矫正末流，俗化资以兴衰，家国由其轻重，古人未尝留心也”（《上吏部裴侍郎启》）。当时文坛盛行以上官仪为代表的诗风，“争构纤微，竞为雕刻”，“骨气都尽，刚健不闻”，王勃“思革其弊，用光志业”（杨炯《王勃集序》）。他创作“壮而不虚，刚而能润，雕而不碎，按而弥坚”的诗文，对转变风气起了很大作用。

王勃的诗今存80多首，多为五言律诗和绝句。其中写离别怀乡之作较为著名。《杜少府之任蜀川》写离别之情，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相慰勉，意境开阔，一扫惜别伤离的低沉气息，为唐人送别诗之名作。《别薛华》、《重别薛华》等五律都以感情真挚动人。《山中》、《羁春》、《春游》、《临江二首》等五言绝句，则通过写景抒发深沉的怀乡之情。明代胡应麟认为王勃的五律“兴象婉然，气骨苍然，实首启盛（唐）、中（唐）妙境。五言绝亦舒写悲凉，洗削流调。究其才力，自是唐人开山祖”（《诗薮·内编》卷四）。

王勃的古诗仅有10多首，其中《临高台》反映都市繁华生活，暗寓对贵族豪门的讽刺。《采莲曲》、《秋夜长》写妇女在采莲和捣衣时思念征夫，则是直接继承了乐府民歌的传统，而又能开拓意境。这些诗作虽仍带有六朝的华艳色彩，但风格清新明朗，显示了唐诗的新面貌。

王勃的赋和序、表、碑、颂等文，今存90多篇，多为骈体，其中亦不乏佳作。《滕王阁序》在唐代已脍炙人口，被认为“当垂不朽”的“天才”之作（《唐摭言》）。名句如“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为历来论者所激赏。《旧唐书·文苑传》引崔融语云：“王勃文章宏逸，固非常流所及。”《四库全书总目》亦谓“勃文为四杰之冠”。

王勃还写有许多学术著作，见于著录的有《周易发挥》 5卷、《次论语》 5卷（一作10卷）、《千岁历》、《颜氏〈汉书〉指瑕》、《平台钞略》（一作《平台秘略》） 10篇、《合论》 10篇、《黄帝八十一难经注》、《元经传》、《舟中纂序》 5卷、《医书纂要》 1卷等。这些著作除个别篇章如《黄帝八十一难经序》、《平台秘略论赞》被收入《文苑英华》，余皆亡佚。

王勃的文集，较早的有20卷、30卷、27卷三种本子，皆不传。现有明崇祯中张燮搜辑汇编的《王子安集》16卷；清同治甲戌蒋清翊著《王子安集笺注》，分为20卷。此外，杨守敬《日本访书志》著录卷子本古钞《王子安文》1卷，并抄录其中逸文13篇（实为12篇，其中6篇残缺）。罗振玉《永丰乡人杂著续编》又辑有《王子安集佚文》 1册，共24篇，即增杨氏所无者12篇，且补足杨氏所录 6篇残缺之文。罗氏序文中还提及日本京都“富冈君（谦藏）别藏《王子安集》卷廿九及卷三十”，按日本京都帝国大学部影印唐钞本第 1集有《王勃集残》2卷，注云“存第二十九至三十”，当即富冈所藏本。清宣统三年（1911）刊姚大荣《惜道味斋集》有《王子安年谱》。

王勃名言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老当益壮，宁知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4.文学常识

广义指涵盖文化的各种问题。

包括作家，年代，作品，文学中的地理，历史各种典故，故事，也包括一般的人们众所周知的文学习惯。 文学常识大全： 1、从中国上古到秦始皇统一中国（公元前221年）期间的文学，叫先秦文学。

2、神话产生在文字发明以前。神话中充满了丰富的想象，是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源头。

3、在中国流传最广的神话是“女娲补天”、“后羿射日”、“精卫填海”、“嫦娥奔月”等。 4、《尚书》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总集，相传曾经由孔子编选。

5、《诗经》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西周至春秋中期各地方民族及朝庙乐章共305首。 6、《楚辞》为西汉刘向所辑，收有屈原、宋玉写的赋，因具楚地方声，故称《楚辞》，对后代文学创作有深远影响。

7、屈原是中国伟大的爱国诗人，《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品，是唯一的长篇抒情散文。 8、“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是屈原《离骚》中的名句。

9、先秦散文是指秦代以前的散文，分为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两类。《左传》和《战国策》是先秦历史散文的代表。

《论语》、《孟子》、《墨子》、《庄子》是先秦诸子散文的代表。 10、《左传》是中国第一部叙事历史著作，在历史、文学和语言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

11、《论语》是一部语录体的散文集，记录了孔子和他的学生的言行，由孔子的学生写成。这部儒家经典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2、“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有朋友从远方来是值得高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不愿做的事，不应该让别人去做），这是孔子《论语》里的名言。 13、汉赋是汉代出现的一种新的文学形式。

它是一种诗化的散文。 14、贾谊是西汉初期杰出的政治家和文学家。

他散文中最著名的是政论文《过秦论》。 15、司马相如是西汉时期辞赋的杰出作家，《子虚赋》和《上林赋》是他的代表作品。

16、《史记》是西汉著名历史学家司马迁写的一部史书，也是纪传文学的典范。 17、汉代乐府民歌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乐府本来是指汉武帝时设立的音乐机关，后来人们把乐府机关采集、整理、保存的诗歌称为乐府诗。 18、《孔雀东南飞》是中国古代杰出的长篇叙事诗， 叙述了一对青年男女的爱情悲剧，是汉乐府叙事诗发展的高峰。

19、《古诗十九首》是东汉末年一组无名氏的短诗，它是对乐府民歌的发展，标志着五言诗技巧达到了成熟的阶段。 20、汉末建安时期，一批文人诗歌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精神，具有“慷慨悲凉”的独特风格，被人们称为“ 建安风骨”。

21、建安文学的代表作家是曹操、曹丕、曹植父子，合称“三曹”。 22、“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是曹操《龟虽寿》中的名句，表现了英雄人物老当益壮的胸怀。

23、蔡琰，字文姬，是建安时期的女诗人。她的五言《悲愤诗》表现汉末政治动乱所造成的人民的疾苦。

24、阮籍是正始时期文学成就最高的作家，有五言诗八十二首，总名为《咏怀诗》。 25、陶渊明，东晋（公元317年420年）大诗人。

他的诗表现田园恬淡宁静的生活情景，被人们称为“田园诗人”。 26、陶渊明较晚时期所写的《桃花源诗并记》标志着他思想和艺术的新高度，诗人在这里提出了“世外桃源”的社会理想。

27、抒情长诗《西洲曲》代表了南朝（公元420——589年）民歌在艺术发展上的最高成就。 28、“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是北朝民歌《敕勒歌》中的诗句，描写了北方大草原的风光。

29、《木兰诗》是北朝民歌的杰出代表作，描写了女英雄花木兰代父从军的动人故事。 30、南朝诗人谢灵运是山水诗派的开创者。

31、干宝的《搜神记》是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代表。 32、刘义庆编写的《世说新语》是纪录魏晋南北朝时期一些人物言行和趣事的小品文，生动活泼，文笔简洁。

33、《文心雕龙》是一部评论文学的著作，对后代文学评论有很大的影响。 34、锺嵘的《诗品》是一部评论诗歌的著作，对后代诗歌评论有很大的影响。

35、唐代（公元618——907年）的诗歌、散文和小说都十分发达，尤其是唐诗的成就最高。 36、唐代出现了很多的伟大诗人，像李白、杜甫、白居易、刘禹锡、李商隐等等。

37、唐代文学家韩愈和柳宗元发起了古文运动。 38、唐代诗歌发展一般分成四个阶段：初唐、盛唐、中唐、晚唐。

39、流传到今天的唐诗有5万多首，是这以前诗歌总和的两三倍。 40、唐代诗歌分古体和近体。

古体句数不限，每句的平仄也较自由。近体分律诗、绝句两种。

律诗格律较严，每首四联八句，中间要对仗。律诗、绝句平仄都有规定。

古体、近体都有五言、七言之分。 41、初唐四杰是卢照邻、骆宾王、王勃、杨炯。

42、王勃写了著名的《滕王阁序》，“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是其中最有名的一句。 43、骆宾王7岁写了著名的《咏鹅》诗：“鹅，鹅，鹅，曲颈向天歌。

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44、陈子昂是初唐四杰以后的著名诗人，他反对六朝绮丽之风，提倡古朴淡雅的诗风。

45、盛唐有名的田园山水诗人是孟浩然和王维。他们的诗歌表现祖国山河的壮丽和田园的自然质朴，诗中有。

5.古诗文学常识, 例如：诗仙是 诗圣是

诗仙 李白，诗想象丰富奇特，风格雄浑奔放，色彩绚丽，语言清新自然，被誉为“诗仙”。

诗骨 陈子昂，其诗词意激昂，风格高峻，大有“汉魏风骨”，被誉为“诗骨”。

诗杰 王勃，其诗流利婉畅，宏放浑厚，独具一格，人称“诗杰”

诗狂 贺知章，秉性放达，自号“四明狂客”。因其诗豪放旷放，人称“诗狂”。

诗家天子 王昌龄，其七绝写的“深情幽怨，音旨微茫”，因而举为“诗家天子”。

诗圣 杜甫，其诗紧密结合时事，思想深厚。境界广阔，人称为“诗圣”。

诗囚 孟郊，作诗苦心孤诣，惨淡经营，无好问，曾称之为“诗囚”。

诗奴 贾岛，一生以作诗为命，好刻意苦吟，人称其为“诗奴”。

诗豪 刘禹锡，其诗沉稳凝重，格调自然格律粗切，白居易赠他“诗豪”的美誉。

五言长城 刘长卿 ，擅长五言诗，他的五言诗作是全部诗作的十分之七八，人称其为“五 言长城”。

诗鬼 李贺的诗善于熔铸词采， 驰骋想象，运用神话传说创造出璀璨多彩的鲜明形象，故称其为“诗鬼”。

杜紫薇 杜牧，曾写过《紫薇花》咏物抒情，借花自誉，人称其为“杜紫薇”。

温八叉 温庭筠才思敏捷，每次入试，八叉手即成八韵，人称他为“温八叉”。

郑鹧鸪 郑谷以《鹧鸪诗》而闻名，故有“郑鹧鸪”之称。

崔鸳鸯 崔珏，赋《鸳鸯诗》，别具一格，人称“崔鸳鸯”。

楚文化是周朝时期长江中游（涉及长江、汉江、淮河流域）地区楚人所创造的具有自身特征的一种文化。商周时期中原民族把长江中游的南方民族称为荆蛮、楚蛮或荆楚，《诗经》曾提到“挞彼殷武，奋伐荆楚”。周成王分封荆楚民族一支的首领熊绎于荆山丹阳，为楚子，标志着楚国历史的开始。起初楚国在诸侯国中等级较低，控制地域也非常小。西周后期，楚国逐渐强大，通过不断的战争，逐渐控制了长江中游地区，并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考古工作者在荆楚地区发现了大量具有鲜明特色的遗址、墓葬等春秋时期的文化遗存，说明至到春秋时期，以荆楚民族为主体、以楚国为中心的楚文化体系已经形成。至战国时代，楚国继续扩张，占有长江中下游的大部分地区，并控制了今河南、四川、贵州的部分地域，成为“战国七雄”中疆土最广阔的政权。随着楚国和荆楚民族由弱小走向强大，楚文化经历了一个产生、发展、传播以及与新征服地域文化交流融合的过程。

据文献记载，楚国自始封丹阳至被秦灭亡，共有大小城邑270余座，考古发现并公布的楚文化城址约有50余座，湖北有江陵楚纪南城、当阳季家湖楚城、宜城楚皇城、襄阳邓城、云梦楚王城、大冶鄂王城等，河南有淅川龙城、信阳楚王城、淮阳陈城，湖南有湘阴古罗城、长沙楚城、临澧宋玉城，安徽有寿县寿春城、苍陵城等，这些遗址大多建于春秋战国，有的遗址直到南北朝时代才被废弃，其用途有的是都城、有的是别都、有的是县邑、还有的是军事堡垒。楚国的墓葬分布很广，在今长江中下游地区、岭南、四川盆地都有发现，经发掘的数量远远超过其他东周列国，据估计仅湖北、湖南就已发掘5000座以上；许多楚墓保存较好，出土了大量制作精美、内涵丰富的随葬器物，如长沙子弹库出土的帛画和帛书，江陵马山出土的丝织品，各地楚墓所出的陶器，铜礼器、兵器、车马器，漆木器，竹简、木牍以及各种玉石器等等。楚文化遗址和楚墓考古发掘，对我们了解和认识楚文化的面貌特征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在楚物质文化方面，应包括农业、手工业、商业、货币、城市与交通各个方面。在农业方面，主要是体现在各种农具的发明和使用、水利工程的兴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耕地面积的扩大和粮食作物、农副产品的发展。楚国是南方的农业大国，铁农具先进与水利事业发达，是楚国农业两大特色。“楚天下之强国也。……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资也”《战国策·楚策一》，此乃历史公论，反映了楚农业发展的丰硕成果。楚国手工业成就辉煌，主要体现在青铜器、铁器铸造、丝织业、漆器业、竹木器业、建筑业、造船业和料器制造业等各个方面。其中以漆器业、丝织业为最突出，可谓达到当时古代世界生产力水平的巅峰，其出土实物，至今为世人所倾倒。楚国历来重商，故楚国商业成就突出，它生产的产品，不仅输往大江南北各地，而且还远至中亚、东南亚地区。随着商品流通领域的扩大，货币也大有发展，除铜币外，还有金、银币。

根据出土的情况看，已知的先秦金银币都是楚国的。楚国城市众多，水陆路交通四通八达。这一切都属于楚物质文化的基本内容，表现了楚人的勇敢与智慧，“日益迅速地掌握了自然力，并为自己创造了‘第二自然’”?高尔基语?。“第二自然”，就是楚人在长期的奋斗中所创造的物质文化。物质文化，既见于文献记载资料，更直接见于考古发掘实证资料。由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后，楚地出土文物众多，令人目不暇接，故有学者提出“考古意义上的楚文化”，“以体现在考古遗物上的为限，主要是物质文化”?张正明主编《楚文化志》的概念。其实，文物是文化活动过程的结晶，它既反映了楚人物质文化的成就，也体现了楚人精神文化的面貌，两者是密不可分的。 “楚辞”这一名称起于西汉。它有两种含义：一是诗体名，指战国后期由屈原等楚国诗人以楚地民间语言和民歌为基础创造的一种诗歌载体；二是诗歌总集的名称，由西汉刘向辑录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以及后人模拟的作品，名为《楚辞》。由于屈原是楚辞的开创者，他的作品在质量和数量上都是最有代表性的。后人提及楚辞无不言屈原的代表作《离骚》，并常以“骚”或“离骚”作为楚辞的代称。

楚辞的产生离不开楚地特有的民间习俗。江汉水乡，民间巫风盛行，土俗尚祠祀歌舞，而且这一带很早就流传着有别于中原地区的楚地民歌，这些因素都是楚辞得以产生的基础。虽然在《诗经》这样一部广泛采录周初到春秋中叶大约五百多年四方各国民歌的总集中，几乎没有收录楚地民歌（原因大概在于楚一向被中原王朝视为蛮夷，楚地方言也难以被中原人接受等），但仅从各方典籍保存下来为数极少的楚歌来看，其内涵丰富，叙事抒情都极富浪漫主义色彩，对楚辞的影响之深远不言而喻。楚辞被喻为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源头，对于其后产生的汉赋更有直接的影响。“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的楚辞，与其他楚文化精华一起，构筑起瑰丽奇异的楚地文明。

荆楚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巨大的经济文化开发价值。

楚文化、荆楚文化同属一个概念，均指楚人、楚国创造而长期沉淀的文化实体和形态。我们这里说的它们是同属一个概念，是因为历史上荆、楚不分，荆、楚或荆楚、楚荆作为一种特定的称谓，已沿袭三千多年了。如《诗·商颂·殷武》说：“维女荆楚，居国南乡。”这里是“荆楚”联称，荆在前，楚在后。《竹书纪年》说：“昭王十六年，伐楚荆。”这里是“楚荆”联称，楚在前，荆在后。另据《春秋》记载，鲁庄公（前693—前661）之前称荆，但自鲁僖公（前659—前627）元年后，就改称为楚了。这样看来，荆或楚，荆楚或楚荆联称，其意思是一致的，似无多大区别。时至东汉，许慎　《说文解字》释荆：“楚木也，从刑声。”释楚：“丛木也，一名荆也。”这样就把荆山、荆楚木、荆州、荆楚国，统一了起来，形成为系统完整的概念，故至唐宋时，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说：“荆、楚一木二名，故以为国号，亦得二名。”沈括《梦溪笔谈》也说：“荆或为楚，楚亦荆木之别名也。”至此，荆楚约定俗成，成为一个专称楚族、楚国和荆楚地域的一个特有的称谓。当然，历史上也还有其他各种说法，如《诗·商颂》毛传说：“荆楚，荆州之楚国也。”又如《汉书·高帝纪》颜师古注：“秦庄襄王名楚，故改讳荆。”但不论何种说法，荆和楚早已溶合为一体了，绝不能截然分割开来。作为楚人族所创造的文化，并在荆楚大地得以长期沿袭下来，当然也就称之为楚文化或荆楚文化了。那种认为楚文化是专指为楚国时期的文化，荆楚文化则为荆楚地域自古至今的文化，即指楚文化，又指此地的一切时空文化，显然是不科学的。文化是传承性的，源流嬗变，涓涓不息，楚国虽亡，文化不灭。我们今天溯其源，观其流，又察其流，探其源，从时空的角度，研究荆楚文化，着力为建设现代文明服务，这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要求的，但不能说这就是荆楚文化本身。楚文化或荆楚文化是一个独立的文化形态，有它本身的内涵和属性，有它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科学体系，不能把荆楚地域内任何时期的文化、都称之为楚文化或荆楚文化。

关于楚文化或荆楚文化的内涵，从大家比较习惯接受的角度概括，可以包括这样几个方面，即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社会制度文化和民俗文化。这种概括，只是罗列荆楚文化所大致涵盖的内容，绝非从文化学的角度，来研究荆楚文化的本质性蕴涵。

并为自己创造了‘第二自然’”高尔基语。“第二自然”，就是楚人在长期的奋斗中所创造的物质文化。物质文化，既见于文献记载资料，更直接见于考古发掘实证资料。由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后，楚地出土文物众多，令人目不暇接，故有学者提出“考古意义上的楚文化”，“以体现在考古遗物上的为限，主要是物质文化”，张正明主编《楚文化志》的概念。其实，文物是文化活动过程的结晶，它既反映了楚人物质文化的成就，也体现了楚人精神文化的面貌，两者是密不可分的。 在一体多元的中华文化中，荆楚文化自春秋战国时期起，便放射出璨烂夺目的光芒。从主张“天生烝民，有物有则”的尹吉甫，到主张“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的季梁；从帮助越王勾践“施民所善、去民所恶”的文种，到“上下而求索”的屈原；从张扬“南方之强”的老庄，到两度作楚兰陵令而晚年退居兰陵从事著述的荀况等；一代代哲人的深沉睿智，使荆楚文化之树获得了丰厚的滋养。荆楚文化所表现的致思方式，在中华文化中，也具有独特的性格魅力。荆楚文化的哲学智慧首先体现在极大的包容性。出于史官的道家者流对楚文化的发展有深刻的影响，老庄哲学即其代表。道家的平等、宽容精神深刻地影响了楚文化的精神。老子的《道德经》揭示了宽容是正义的前提条件，也是最接近自然法则的心态。庄子反复措意于大小之辩，在通过对大和小、有限和无限的比较中，克服了“一曲之士”的主观片面。他肯定百家之学“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这种包容的态度，成就了楚文化精神底蕴的第一个特色。正如现代著名文学史家刘师培在《南北文学不同论》中所指出：“荆楚之地，僻处南方，故老子之书，其说杳冥而深远。及庄、列之徒承之，其旨远，其义隐，其为文也，纵而后反，寓实于虚，肆以荒唐谲怪之词，渊乎其有思，茫乎其不可测矣。屈子之文，音哀思，矢耿介，慕灵修，芳草美人，托词喻物，志行芳洁，符于二《南》之比兴。而叙事记游，遗尘超物，荒唐谲怪，复与庄、列相同。”《庄》、《骚》之间这种“用心恢奇，逞辞荒诞”、“宏逸变幻”的特征，既是楚国江汉川泽自然环境的折射，又是“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国语·楚语下》)的文化包容意识的体现。荆楚哲学的第二个特色是重义理，善思辨。无论是先秦时的老庄学派，还是两汉荆州新学、南北朝至隋唐的湖北佛学以及近代江汉新学，其学术特征均重哲理与思辨，具有较为突出的思辨性。在南北文化分野中，产生于江汉潇湘间、以泽国为主要地理特征的道家学说，表现出了崇尚虚无，活泼进取，“大抵遗弃尘世，渺视宇宙，以自然为主，以谦逊为宗”的特征。他们学“究天人之际”，深探“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齐一”的宇宙精神，体现了人与天、地、道同大的自觉意识，又具有齐同物我、平视神人的博大眼光。因而有的学者将先秦道家视为中国轴心时代“哲学的突破”的代表，而它所展示的正是楚文化精神的思辨特色。作为楚文化精髓的道家哲学，它的思辨性还表现在对“有”与“无”这对哲学范畴的理解上。道家对短暂的“物”与永恒的“道”的分别，不仅为同时代的其他诸家所不及，而且可以与古希腊的哲学理论一比高低，它比柏拉图的理念世界与感性世界的区分，具有更高的抽象性与思辨性。道家的这种思辨性哲学思维方式，与楚民族的精神信仰有极大的关系。在不少论者看来，《楚辞·九歌》中的“东皇太一”，就是老聃闻其风而悦之、“建之以常无有，主之以太一”的太一，在老子文本中，则是“道常无名”、“吾强为之名曰大(一)”的“大一”，也即是楚人所宗奉的统管一切的天神。老子所做的工作就是对“太一”进行抽象化，理念化。如果这样还原老子哲学创造的土壤，那么老子哲学的意义，充其量就是处于神话思维向理论思维、原始思维向哲学思维过渡阶段的地位。因此，我们更应该看到老子将“道”从神话思维的具体表象中抽象出来，把“太一”天神进行抽象化工作对于中国哲学的开创性意义。荆楚哲学的第三个特点是否定性。

它的否定性表现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的否定，是对现存的、或公认的规范的突破。这以先秦道家对三代以来的礼乐传统深刻的批判为代表。老子称礼为“忠信之薄而祸乱之首”，庄子也多方指斥仁义，摈弃礼乐，这与同时代诸子对传统的认同是大相径庭的。当然，否定的理论，如果还仅停留在口头上，徒然只有耸人耳目之效，是不足惊奇的，而实际方面的否定，则显示了某种文化自信的力量。在对中原礼乐文化的态度方面，楚国文化既有对中原文化的本原无知，也有对中原主流文化的自觉对抗。在长期浸润中原礼乐文明的人看来，楚人不以为忤，而且不过是“南蛮鴂舌之人”，楚人在政治生活中也自觉地打出“蛮夷主义”的旗帜，以“我蛮也，不以中国之号谥”来对抗周天子的责问。但这种敢于以自己的意志来否定中原礼法的束缚的行为，正表现了一种大胆突破、大胆否定的创新精神。在老庄思想中，否定思维第二个层次是表现为对“无”的功用的肯定。“无”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就是没有，就是消亡，就是对现存的否定，即使在古希腊的智者那里，“无”也是不可思议的。但老庄则别具慧眼，他们从“无”中发现了“有”的有限性，而“无”则是世界的另一半，而且是“有”以之发挥作用的一半。老子以生活中“习焉而不察”的事例，揭示了这一真理。他指出，“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在庄子与惠施所辩难的大瓠与樗树的身上，惠施看到的是它们“大而无用，众所同去”的工具价值，而庄子看到的则是“无所可用”者的自身目的。所以，在《逍遥游》中，庄子借连叔之口，表达了唯有审美的眼睛才能看到美的审美主体性原则。他说：“瞽者无以与乎文章之观，聋者无以与乎钟鼓之声。岂惟形骸有聋盲哉？夫知亦有之。”的确，生理的局限，会使我们丧失对美的感悟；心智的缺陷，更会使我们丧失对“道”的领悟，这也就像蓬间雀对高飞九万里的鲲鹏的隔膜一样。因而，楚文化中所浸染的否定性思维特征，就不仅仅是对现实的简单批判、简单的舍弃所能概括的，它是在对事物的否定中达到扬弃的目的，是对否定的否定，更是高出同时代思维水准的创造性展示。 通常认为，文化有两种现象，一是“物化”现象，即文化方面各种各样的物质产品；一是“人化”现象，即人的精神及其产品。其实，第一种现象也是“人化”现象，因为物质产品都是人创造的，是人的力量的对象化。人创造了文化，文化也创造了人，对文化与人之间的互动以及共生关系的认识与把握，是审视文化价值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现代视角。最能体现荆楚文化特点、表现其艰苦创业的“筚路蓝缕”，正是这种文化与人的关系的真实写照。

楚国历经数代国君与国民的奋力开拓，成就了“楚地千里，饮马黄河，问鼎中原”的霸业，然其最初，只是周王朝在歧视政策下封于蛮荒之地的一个蕞尔小邦。熊绎的部众在睢山、荆山之间的穷乡僻壤耕垦，过着古朴的生活，而灿烂的楚文化的起点，也就在这狭小的天地之中。“筚路蓝缕”的精神不仅为楚国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明，它所带来的“文治教化”方面的财富也是巨大的。在文化经验和智力不断积累的过程中，文化心理和素质也在不断提升，而在其中发挥积极作用的始终是人及其精神。在“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开拓精神影响下，君臣一德、上下一心，先人们劳动的艰险和技巧的神奇常常令后人惊叹，它所带来的文化心理和素质的沉淀和积聚，生生不息而又日渐更新，形成了任何力量都摧不垮的民族文化精神。对“筚路蓝缕”的进一步研究，如果从人的精神视角、包括文化心理和素质的意义上去考察，不仅会加深对“以人为本”的文化价值论的自觉，而且会更好地推动荆楚文化放出新的光彩。在中华民族整体文化的沃土上，区域文化犹如群芳斗艳，文化传统的发掘和张扬遍及各个省区。现代文化价值论呼唤和追求文化个性特征和独特品格。纵观中国五千年历史，中国文化的精神可以用“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这两句话来概括。这两点，荆楚文化都有突出的表现，其代表人物就是屈原。“自强不息”一般体现在开国创业时，随着政权的巩固与发展，尤其是物质条件得到较大改善时，懈怠的情绪就会产生，国家就会走向衰亡。“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说的就是一般情况。而荆楚文化的独特性就在于不仅在开国时“自强不息”，在亡国时，这种精神在楚国先民身上不仅没有泯灭，反而更加旺盛。屈原年轻时受到楚怀王的高度信任，后来虽为奸人所害，即使在流亡时，面对已经无望的国家，终不能离开故土，于悲愤交加之中自沉于汨罗江。屈原死后无数楚国先民也正因具备这种独特的精神文化气质，使得“秦灭六国，四方怨恨，而楚尤发愤，势虽三户必亡秦，于是江湖激昂之士，遂以楚声为尚”（鲁迅语）。屈原的文学、哲学和他一生的奋斗理想，也体现了荆楚文化兼容并蓄、博采众长的特点，他植根本土，交融齐鲁，宗儒、道、法几家学派而又贯通之，特别是他那浓厚的民本思想和他强烈的忧国忧民的性格特征和感情素质，使这位爱国诗人拥有与众不同的独特之处，也因此使他成为楚国最具有个性的民族精神的代表，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代表。屈原以降的2400年，荆楚大地上出现过无数的风流人物，在他们身上那种呼之欲出的情系故土、终身奋斗于斯的文化精神，是应作为荆楚文化的一种独特性进一步加以研究的。

越来越成为人们的共识、而且也是现代文化价值论题中应有之义的，就是文化的竞争意识。在我国历史上，各个区域文化之间的相互融通、此消彼长，实际上也包含着竞争的因素，因为没有竞争就没有文化的发展。荆楚文化的精神特质，在民族文化的发展史上显示了强大的竞争力，除了已经讲到的“筚路蓝缕”的进取精神、“博采众长”的开放精神、“眷恋故土”的爱国精神之外，其“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创新精神更在文化竞争力的发挥中起到了积极作用，这一切不仅使楚国于蛮荒之地中立足、壮大，更于楚国先民奋斗的过程中，构成了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因素。艰苦创业、发愤兴邦，不管时代条件如何变化，这种精神都是永远不会过时的，始终拥有它，就能在任何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地。

丝织品上锁绣纹饰

民族精神的传承是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发展的。“筚路蓝缕”的那个“时代”可以过去，但这种创业精神要传承下来，就必须在新的时代、通过新的创造体现出来，从中认识、挖掘、吸取永不过时的精神。发掘和弘扬民族文化传统，决不能将其看成是历史凝结的不变结晶体，看成是某种一劳永逸的任务。民族文化重要的在于它的“透镜”作用，通过它去认识世界，并从外部环境中选择、评价、组合信息，很自然地形成对本民族文化的信仰和传承。把优秀的传统文化看成是过去的东西而不予重视，或者只是夸耀自己文化遗产的历史有多么多么悠久、而无其他作为，都不符合文化的发展规律，也不利于构建当代文化的竞争意识。

当今世界的竞争主要是指国际社会中各个民族国家之间综合国力的竞争，而在此过程中，除各方面重要的因素及其相互作用外，文化有时是能定输赢的。当前文化竞争中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就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结合，特别是如何使优秀的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有益和有效的资源。对于资源的利用要努力创造传统文化的品牌，更要重视大力铸造民族文化精神，而这种文化精神的发扬又要博采众长。因此，立足荆楚文化，融合中华民族文化，借鉴世界先进文化，就成为当代对传统文化研究的视点，从这个意义上说，荆楚文化的研究是有很多事情可做的。 一是“筚路蓝缕”的创业精神；

二是“抚夷属夏”的开放精神；

三是“一鸣惊人”的创新精神；

四是“深固难徙”的爱国精神；

五是“止戈为武”的和合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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