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捷的人物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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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秋，李捷进入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工作。他在该所工作了12年，历任实习员、调查员、技师、技正。1927年，他作为该所的代表，与瑞典古生物学家B．步林（Bohlin）合作，负责周口店考古遗址的系统发掘工作，任周口店野外工作事务主任。1928年，他担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抗战前在秦岭、湖北、南岭、广西、宁镇山脉等地从事地质研究工作。1937年底任湖北省矿产调查队队长。抗战期间，长期在鄂西、鄂西北一带从事矿产地质工作。抗战胜利后，1945年9月任河北省建设厅厅长，1947年5月一度去职，1948年2月复任该厅厅长，直至1949年1月北平解放。

1949年8月李捷任北京市企业局工程师。1950年10月，任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委员兼该委矿产勘探局工程处处长。1951年，他应河北省人民政府主席杨秀峰之邀，考察该省地质矿产，并于同年受聘为该省人民政府工业顾问。同年，他还应重工业部代部长何长工和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主任李四光之聘，任大冶钢铁厂资源勘探指导委员会委员。1952年，地质部成立，他任该部探矿司二级工程师。1954年，任该部地质矿产司工程管理处二级工程师。1957年，他调水利部设计管理局总工程师室任地质总工程师。1958年水利部与电力工业部合并成立水利电力部，李捷任该部水电总局副总工程师之职，直至逝世。其间，他在1959年还一度担任过地质部地质图编审委员会委员，出席过全国地质编图工作会议。“文化大革命”期间，他随机关到宁夏“五七干校”。1977年病逝于银川市。 区域地质、矿产地质上的开创性成果。

李捷刚到地质调查所时，所长丁文江交给他们这批刚毕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的第一项任务，就是调查北京西山地质，测绘1：5万地质图。李捷与卢祖荫担当清水尖、髫髻山、王平村等处的调查与测绘、填图工作。他们不畏山高路险，努力完成了任务。他们13个人分区填绘的北京西山地质图被缩制成1：10万，于1919年出版，这是中国学者自测的第一幅详细区域地质图件。他们的野外工作所取得的宝贵地质资料交由叶良辅汇总执笔，写成了《北京西山地质志》，1920年以《地质专报》甲种第一号的形式出版。这是中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区域地质专著。1919年4月初，李捷奉派首次调查了冀西太行山北段的地质和矿产，途经涞水、易县、蔚县、涞源、阜平、曲阳、唐县、完县、满城诸县，工作范围南北长300余里，东西宽160余里，历时2月余，考察了本区地形、地层、构造、矿产，测绘了1：50万的《直隶易唐蔚等县地质图》，重点检查了涞源、易县的石棉矿、曲阳县灵山镇煤田、阜平县炭灰铺煤田。最后，发表了长篇地质报告《直隶易唐蔚等县地质矿产》。这是该区域由我国学者完成的最早的地质调查报告。

1920年3月8日至6月28日，李捷调查了河北井陉县地质矿产，在这大约110天中，他完成了500平方公里面积的1：10万地形地质图、160平方公里面积的1：5万地形地质图和煤矿区图之测绘任务，最后，还发表了《调查直隶井陉县地质矿产报告》一文。

从20年代初起，李捷就参加了农商部地质调查所测绘与编制《1：100万中国地质图》的工作。他与谭锡畴、王竹泉、E．T．新常富（Nystr?m）、J．G．安特生（Andersson）一起负责《北京济南幅》，1924年出版。他与王竹泉、F．A．赫拉德（Herald）、丁文江、新常富、F．G．克拉普（Clapp）、M．L．富勒（Fuller）、E．L．埃斯塔布鲁克（Estabrook）、B．维理士（Willis）一起负责《太原榆林幅》，1926年出版。他与谭锡畴、刘季辰、赵汝钧、新常富一起负责《南京开封幅》，1928年出版。这是中国最早编制的大区域小比例尺地质图，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早期限于力量和条件，只完成了这3幅。李捷自始至终参加这3幅图的编制任务。1923年至1925年，李捷与叶良辅一道调查了安徽全省地质。这项工作历时2年多，断断续续分3期进行。第1期自1923年9月30日至年底，主要工作范围在皖南秋浦、祁门、黟县、太平、歙县、绩溪、宁国等县，其中包括考察黄山。第2期自1924年4月13日至6月底，主要工作范围是皖南铜陵、南陵、泾县、宣城等县。第3期自1925年4月26日至11月底，工作范围跨了长江两岸，包括江南的繁昌、芜湖、广德、当涂、贵池等县及江北的含山、巢县、无为等县。作为他们考察的正式成果之一，是发表的《安徽泾县宣城煤田地质》一文。

1928年春，李捷刚到上海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不久，湖北省建设厅厅长石瑛就来商请该所派人调查鄂东南矿产事宜。于是，李捷与叶良辅、赵国宾、俞建章、舒文博等组成鄂东矿产调查队，于4月6日出发，6月23日返沪，将近百日的工作，有很大收获。李捷发表了《湖北蒲圻、嘉鱼、咸宁、崇阳、武昌等县地质》一文，李捷又与舒文博、俞建章联名发表了《湖北蒲圻、嘉鱼、咸宁、崇阳、武昌等县煤田地质》一文。在后一文中，他们指出当地煤层主要有石炭二叠纪、二叠纪、侏罗纪3个时代，以后2个时代为最好，这对当地煤炭开采很有指导意义。

1928年下半年，李捷与朱森一起调查了秦岭中段地质。次年，李捷发表了《秦岭山脉中段地质调查略记》一文，李捷又与朱森联名发表了《秦岭中段南部地质》一文。他们的工作成果与以后赵亚曾、黄汲清在秦岭中西部的工作成果是遥相呼应的。

30年代初，李捷成为以李四光为首的宁镇山脉地质这一大课题的主要参加者。他与李毓尧、朱森于1935年联名发表了长篇专著《宁镇山脉地质》，其中提出了“茅山运动”、“南象运动”、“金子运动”等地壳运动名称，也为李四光的“宁镇山字型构造”提供了佐证。同年，他们3人又联名出版了《1：5万宁镇山脉地质图》（英文版）。这一时期，李捷又考察了广西地质，于1934年与朱森联名发表了《广西马平附近地质》一文；1936年，他与张文佑联名发表了《广西南部之茅口石灰岩》一文。1936年1月6日，丁文江在湖南长沙逝世。《地质论评》第1卷第3期作为《丁文江先生纪念号》出版，李捷在该期发表了《广西罗城黄金寺门附近地质》一文，以表示对自己业师的深切怀念。

1936年，李捷与张文佑考察了安徽盱眙县女山的火山地质。该山呈锥形，中央保存了很好的漏斗状火山口。他们研究后得出结论认为，该火山之喷发岩与江苏南京、六合一带的火山岩基本可以对比，可推测其喷发时代为第三纪末、第四纪初。1937年，李捷与张文佑联名发表了《安徽盱眙县女山火山口》一文。1937年发表的另一重要成果是李四光、朱森、孟宪民、李捷、张更合编的英文版《南岭中西部地质图集》，包括19幅彩色地质图，是该所多年研究南岭地质的成果之结晶。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位于南京鸡鸣寺的中央研究院准备向大后方撤退。李捷与地质研究所全体人员一起收拾图书、仪器、标本等，从容地疏散。李四光率大部分人员迁到广西桂林良丰镇。李捷是最后一批离所的，他们一行先去了江西庐山该所的基地。后来，他参加了该所的湖北矿产调查队，同年12月，他接替李毓尧任该队队长。大约2年中，他走遍了鄂西的恩施、宣恩、建始、长阳、巴东、秭归、兴山、房县、谷城、郧县、郧西等县，调查了区域地质及铁、铜、铅、砂金等金属矿及煤、石膏、陶土、盐、黄铁矿等非金属矿。1940年，他们把调查成果汇总，编成《湖北矿产调查》一书，由湖北省建设厅铅印出版。李捷为此书写了前言，其中还就矿产资源开发管理、公营、民营办法等问题陈述了意见。李捷在地质调查所的12年，和在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的17年，是他集中进行区域地质、矿产地质研究工作的时期，成就也最突出。以后，他虽工作性质有较大变化，但仍未放弃任何机会从事这方面工作。 最早负责周口店古人类遗址系统发掘工作 。

北京西南50多公里有个小镇叫周口店，当地老乡自古以来就在周口店镇西一座小小的石灰岩山上挖“龙骨”，卖到中药铺里作药材。1920年前后，在北洋政府农商部担任矿业顾问的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在中药店里发现，所谓“龙骨”，其实是脊椎动物（主要是哺乳动物）的化石。安特生在当地人指引下找到了被称为“龙骨山”的小山。后来，安特生聘请了奥地利古生物学家O．师丹斯基（Zdansky）来中国发掘化石。师丹斯基到周口店零星采集、小规模发掘也有不少收获。他把发掘到的大批材料带到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去研究。到1926年，他发现在周口店龙骨山上发掘到的化石中，有两颗牙齿很像人牙。

师丹斯基的简单报导引起了广泛重视。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与前任所长丁文江后得到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与该基金会所属的北京协和医学院合作，从事大规模系统的发掘工作。当时双方达成协议，采得的化石不带出中国，留在中国境内供中外地质古生物学家共同研究，研究成果在中国的地质古生物期刊上发表。中国方面的现场总指挥，就是工作10多年，野外经验极丰富的年轻地质学家——李捷。经过他们辛勤工作，半年之后，发现一颗人牙化石，经协和医学院的人类学家D．步达生（Black）研究定名为“中国猿人北京种”（Sinanthropus pekingensis），俗称“北京人”（Peking Man），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北京猿人”。李捷当年在英文版《中国地质学会志》上发表了《周口店化石层》一文，次年又在中文版《科学》月刊上发表了《周口店采集研究之经过》一文，对此作了全面详细介绍。正是他，为周口店古人类遗址的系统发掘和“北京猿人”化石的发现立下了头功，也为两年后“北京猿人”头盖骨的划时代发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李捷是第一个参加周口店发掘工作的中国地质学家。我们不难看出，从安特生、师丹斯基的零星采集、小规模发掘到杨钟健、裴文中、贾兰坡等划时代的重大发现，这当中，李捷、步林开始的大规模系统的发掘是一个关键的环节。 对中国东部第四纪冰川学说的研究成果。

20年代，李四光在华北，30年代在江西庐山、安徽黄山等地做研究工作，于1933年11月在北平的中国地质学会第10次年会上，发表了《扬子江流域之第四纪冰期》的理事长演说。在1937年，正式写成专著《冰期之庐山》，创立了中国东部第四纪冰川学说。

李捷是李四光这一学说的积极支持者。抗战期间，他在鄂西调查矿产过程中，也十分重视这方面的研究。他与吴燕生在巴东县的火烽、店子坪发现U形谷，又在皮家沟—栗子坪—土桥镇一线又发现U形谷、终碛、冰碛平原的成套冰川地貌。另外，他们在建始县的茅田也发现冰川遗迹。后来，他与吴燕生联名发表了《湖北西部第四纪冰川简报》一文（1940年）。事后，李四光和孙殿卿还根据他们文章的线索去巴东、建始考察过第四纪冰川遗迹。

1954年，李捷在地质部地质矿产司工程管理处工作时，在北京西郊模式口勘察引水隧洞工程中，发现了第四纪早期冰川擦痕，这在长江以北基岩面上尚属首次。后来，孙殿卿曾陪同李四光前往鉴定。这在第四纪地质研究上有重要价值，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重视。为此，地矿部地质力学研究所主持修建了模式口“第四纪冰川遗迹陈列馆”。

1958年11月，李捷由三门峡地质勘探总队夏其发、孙翠玉陪同考察了三门系地层。他发现在原称的“三门系”第四、五两层之间有泥砾层，其特点是泥砾不显层次，砾石分选不好，砾石多带擦痕，砾石成份复杂，来源极远，泥砾下之砂质粘土层中有揉皱与错动现象，影响深度1米多，揉皱错动处还可见到磨光面。他得出结论认为第五层不属于三门系，此泥砾层是冰碛物。事后他发表了《河南陕县三门峡第四纪冰川遗迹》及《三门峡地区三门系地层及冰碛物研究的意见》二文，出版在《三门峡第四纪地质会议论文集》上（1959年）。在后一文中，他着重讨论了三门系的上限与下限问题，以及“三门系”第五层的层位问题，特别强调指出研究中国第四纪地质必须正视第四纪冰碛层层位问题。1962年12月18—25日，李捷在北京出席中国地质学会第3次会员代表大会暨第32届学术年会，他在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地貌、第四纪地质专业组作了题为《第四纪冰川遗迹》的学术报告，进一步总结了当时的研究成果，支持李四光的中国东部第四纪冰川学说。

李捷哪年出生的?东方创业总经理

马胜云

(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

李捷先生在地质部地质矿产司工程管理处工作时，于 1954 年，在北京西山三家店东北，勘察引水隧洞工程中，在隆恩寺以南山间盆地东边的一个垭口，即模式口，发现了第四纪冰川擦痕，这是首次在北京地区发现的第四纪冰川擦痕，经李四光教授鉴定后，首肯是第四纪冰川擦痕，后陆续有专家来观测、鉴定，都确认为第四纪冰川擦痕。为了保护这一珍贵的第四纪冰川遗迹不受损坏，将引水隧洞改为明渠，绕过这一冰川遗迹。虽然，改道绕行当时要多花 5 万 ～6 万元，李四光部长等领导仍决定绕道，保留了这一处第四纪冰川遗迹。

我是 1955 年认识李捷先生的，当时我刚从北京地质学院毕业，分配到地质部李四光部长办公室工作。第一次在孙殿卿先生、李捷先生指导下，在北京西山模式口的东面一个小山坡南麓，观察第四纪冰川擦痕，看到在相当坚硬的辉绿岩表面有许许多多擦痕，记得李捷先生在前面指引。考察中李捷先生一丝不苟、认真严谨、追寻事实的治学精神，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了难以忘怀的深刻印象。

李捷先生抓紧一切时间，在爬坡过程中，对沿途的第四纪冰川遗迹，结合理论，由浅入深地给我讲解，尤其是冰川痕迹的 “丁头鼠尾”形状及其摩擦面与构造擦痕和其他原因擦痕的区别。他蹲在地上，轻轻吹掉擦痕表面上的浮土，握住我的手触摸表面擦痕，让我亲自感受。我深刻认识到这些擦痕是刻划而成的，他们所指的方向大都和山坡倾斜方向是一致的，但局部也有少许的变化。我们继续往上爬，在离山顶不远的地区和附近一座古庙的岩层表面上，它们大约属于侏罗纪的坚硬黏板石，也有同样的擦痕存在。这些擦痕的特点与构造擦痕完全不同，与冰溜擦痕的特征相符合。

在和李捷先生接触中，他平易近人，尤其对我们晚辈，更是亲切关怀、循循善诱、热情鼓励。考察中，一直没有休息，在下坡的路上谈到生活问题时，李先生说: 他最喜欢吃小米粥、清淡的小菜，当时使我深深感到，李捷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地质学家、区域地质学家和对我国东部第四纪冰川研究作出很大贡献的地质学家。年过花甲，工作还这样繁忙、劳累，生活却这样简朴，我们年轻人应该向李捷先生学习，他是我们青年的楷模。

模式口冰川擦痕发现、改道绕行，引起了附近居民的关注，多数来此观赏，该处距城区较近，得悉后的好奇者，也络绎来此观察、敲打，逐渐形成破损，经与石景山区有关部门商议后，围绕这一片冰川遗迹，建了一道矮围墙，以保护遗迹，并竖立了一个木牌简介，后改为石牌。

之后，不仅有好奇的人来此观赏，中、小学学生也来此学习，大学地质系学生也常来此实习、观测、鉴定。一道矮围墙已被攀爬得多处出现缺口。鉴于此事经石景山区有关领导多次找我磋商，意见一致: 筹建 “第四纪冰川陈列馆”，记得是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石景山区有关领导和我一起，向地质部有关领导反映、申请。此时，李四光老家湖北省黄冈市有关领导来京，找地质力学研究所，商议关于筹建 “李四光纪念馆”筹措经费问题。地质力学研究所委派我，与之一起商议，商讨决定，向地质部申请。经多次向有关部门申请后，部领导批准拨了一定数额经费 ( 大约 40 万元相当于现在 400 万 ～500 万元) ，作为湖北省黄冈市 “李四光纪念馆”建筑经费。在我的印象中，随着批拨这次款项时，又给了筹建 “第四纪冰川遗迹陈列馆”一定数额拨款 ( 大约 20 万元) 。筹建第四纪冰川遗迹陈列馆，从整体设计、平地到建筑都是石景山区有关部门 ( 石景山区文化文物局、教育局等) 完成的，我除对内部展示提一些意见外，主要是展览内容: 提供照片、资料及一些说明。建成后，初期，我还常去。之后因工作关系，就很少去了。一晃 20 多年了，这段时间，我仅和几任第四纪冰川遗迹陈列馆馆长联系过一些有关第四纪地质及科普讲座等事宜。

1960 年 3 月中旬，在李四光教授亲自主持下，在北京香山召开了全国第四纪冰川遗迹研究工作座谈会，李捷先生应邀参加会议，还有袁复礼、杨钟健、尹赞勋、俞建章、李承三等老一辈地质学家也应邀到会。会议内容着重研究第四纪冰川遗迹工作如何在全国开展的问题。会上，代表们还把他们在各地所见到的第四纪冰川现象进行了学术交流。会中李四光教授几次和李捷先生交谈，并请他和袁复礼、杨钟健、李承三等老一辈地质学家赴北京西山考察冰川遗迹。我一直参加会议并在会务组做一点工作，因此，能和老前辈们一起去西山考察冰川遗迹。

在考察中，我和李捷先生在山坡上，一边察看一边不时亲切交谈。李捷先生问到北京西山隆恩寺第四纪冰川遗迹发现经过，我追忆说: 那是 1958 年初春，孙殿卿所长带着我，在北京西山调查地质时发现的。它位于北京西山三家店东北，隆恩寺以南与模式口同一个山间盆地的北面山坡上，海拔约 300 余米。当时寒风凛冽，擦痕表面一层浮尘，模糊看不清，我在擦痕附近的山坡边缘找水冲洗，找了一圈，没有找到一滴水，只好撒了一泡尿才看清楚，它在质地细致的泥质砂岩面上，初定为第四纪冰川擦痕。经孙所长和我向李四光教授汇报后，李老叫我立即带路赴现场查看。到了目的地他见基岩露头太狭，便蹲在荆棘丛上和我们一起用双手扒上面的覆盖物: 植被、泥沙和带棱角的石块，发现下面是一层很黏的灰白稍带黄褐色的粘土，其中夹着甚小的石子颗粒，这层薄薄的粘土覆盖在擦痕表面，李老轻轻将粘土层卷起，被保护在下面的基岩面上之擦痕极为清晰，能清楚地看到擦痕凹陷痕内部的蜈蚣足状的颤痕，用罗盘测量擦痕产状，擦痕总的方向大体一致，南 10°东。指向下边盆地出口处，与擦痕面倾斜方向相仿。李老在擦面边上剥落了一片岩石，看见擦痕只限于表面一层，不像构造擦痕那样，其下还有平行重复的擦痕面存在。李老以询问的口气对我说: 石流可不可能产生这样的擦痕，那么，盖在擦痕面上的这层粘土就一定早就被铲刮掉了，它不可能间隔在擦面和上面堆积的泥沙石块之间; 又假定产生擦痕面的石流现象发生在掩盖着它的粘土以前，那么，在产生擦痕的石流经过侵蚀以至它的踪迹完全被消灭的过程中，这些在不大硬的岩石上刻划的擦痕，也就不会保存得这样好。随即在粘土层中取了孢粉样 ( 经分析鉴定含有寒湿气候的水藓孢子) 。

李老继续在附近观察，发现附近岩层的排列相当整齐，特别是这个冰流擦痕面切断了底层层面，排除了构造擦痕及层面滑动的可能。以后还来此观察了三次，才认定是冰川擦痕。之后，他仍感不足，首先请首次在北京地区发现第四纪冰川擦痕的您 ( 李捷先生)到这里考察、鉴定，相继有王曰伦、俞建章、杨钟健等到这里考察、鉴定并予以确认。

1959 年 11 月，第一届全国地层会议期间，李四光教授又邀请来中国参加全国地层会议的苏联纳里夫金院士、别夫纠科等地质学家及中国专家俞建章、王曰伦、孙殿卿、刘东生等到北京西山隆恩寺考察第四纪冰川基岩冰溜面。纳里夫金来华之前，并不相信中国有第四纪冰川。当清理好基岩冰溜面，李四光亲自给他们介绍了这里的地层时代、附近的地形地貌以及冰溜面后，纳里夫金心悦诚服了。他高兴地说: “这是确切无疑的冰溜擦痕，不可多得! ”回国后，据此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 《亚洲地质史的光辉一页》。

最后会议一致通过，正式成立在国家科委领导下的中国第四纪冰川研究工作中心联络组。

李捷：男，中国国籍，出生于1976年2月，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高级工程师。历任上海纺织（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工作部部长、新闻中心主任，上海纺织装饰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党委书记等职务。现任上海纺织装饰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东方国际创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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