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维桢的代表作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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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上聊墓志铭》是杨维桢楷书的代表作，清峭之态，有欧阳通《道因法师碑》和褚遂良《倪宽赞》帖的身影，一笔一画凝重森挺，精整险绝之外更有沉穆高古的气象。

《真镜庵募缘疏卷》、《城南唱和诗卷》、《游仙唱和诗册》为其行草之杰作。这些作品粗服乱头、点画狼藉，真、行、草相互夹杂，其间还多见章草的笔法和结体搀入，颇见奇古之势；结字欹正多变，大小参差，粗中有细；章法更是离奇古奥，字距常常大于行距，打破书法的传统布局而别开生面；在貌似零乱错落的格局中，产出一种跳荡、激越的节奏，如千军万出奔腾而来，气势逼人。

元朝的诗人名称及简介

杨维桢（1296—1370）是元代书坛最具代表性的书家之一，除了书法，他在绘画、诗文、音乐、戏曲等方面均有极高建树。杨维桢的铁心颖、画沙锥顾工笔为文房用具之首、书法点画魅力之源，两千多年来，人们对制笔、选笔、执笔、运笔形成了一套完备的经验，历代书法家都非常重视毛笔的选用。元人孔齐说：“凡学书字，必用好墨、好砚、好纸、好笔。笔墨尤为要紧。笔不好则坏手法，久而习定，则书法手势俱废，不如前日矣。”古来许多善书者，都对毛笔制作十分熟悉，甚至亲自指导笔工调整工艺，提高制作水平。唐宋时期制笔中心在安徽宣州，以“诸葛笔”为代表。南宋以后由于战乱等原因，宣州制笔业衰败。到了元代，浙江湖州崛起为新的制笔中心，冯应科的笔，与赵孟頫的字、钱选的画并称“吴兴三绝”。据明人张复亨说：宋季太末徐信卿笔，名重缙绅间。玉溪尚书赵公以徐制法授冯应科，俾之日缚一管，不合意即拆裂，复为之，必如法乃止。松雪公乃玉溪从子，尝亲见其事，故以此法授之陆颖。冯、陆齐名，实本于此。可以说，赵孟頫的叔父（即玉溪尚书赵公）成就了冯应科，赵孟頫（即松雪公）成就了陆颖。在冯、陆两位制笔名家的带领下，湖州制笔技艺迅速提升，陆续形成了多个制笔家族，从业人数和技术水平都是全国之冠。湖笔的江湖地位在元代得以奠定。元末明初人虞堪总结元代湖笔状况时写道：“苕人艺者多艺笔，冯陆当年称第一……后来温生、杨生皆擅场，乡里而今有子孙……沈生兄弟懒归去，更有施生争后先。”提到了冯、陆、温、杨、沈、施等多个名擅一时的笔工家族。

杨维桢在文学界的贡献是什么？

元代诗坛领袖杨维桢（公元1296——1370年）字廉夫，号铁崖、东维子会稽（浙江诸暨）人。泰定四年（公元1327年）进士。授天台县尹，杭州四务提举，建德路总管推官，元末农民起义爆发，杨维桢避寓富春江一带，张士诚屡召不赴，后隐居江湖，在松江筑园圃蓬台。门上写着榜文：“客至不下楼，恕老懒；见客不答礼，恕老病；客问事不对，恕老默；发言无所避，恕老迂；饮酒不辍车，恕老狂。”于是江南一带，才俊之士造门拜访者络绎不绝，每日客满。他又周游山水，头戴华阳巾，身披羽衣，坐于船上吹笛，或呼侍儿唱歌，酒酣以后，婆娑起舞，以为神仙中人。明洪武二年，召至京师，议订各种仪礼法典。事成后，即请归，朱元璋命百官于京都西门外设宴欢送，归后不久逝世。

杨维桢在诗、文、戏曲方面均有建树，历来对他评价很高。杨维桢为元代诗坛领袖，因“诗名擅一时，号铁崖体”，在元文坛独领风骚40余年。其诗文清秀隽逸，别具一格，他长于乐府诗，多以史事及神话传说为题材。其诗好比兴迭出，奇想联翩，所创《西湖竹枝词》通俗清新，和者众多。著有《东维子文集》、《铁崖先生古乐府》等。

杨维桢的书法亦如他的诗一样，讲究抒情，尤其是草书作品，显示出放浪开骸的个性和抒情意味，他晚年的行草书，恣肆古奥，狂放雄强，显示出奇诡的想像力和磅礴的气概。传世书迹有《城南唱和诗卷》、《真镜庵募缘疏卷》等。

“元诗四大家”是指虞集、杨载、范梈、揭傒斯四人。他们都是当时的馆阁文臣，因长于写朝廷典册和达官贵人的碑版而享有盛名。他们的诗歌典型地体现出当时流行的文学观念和风尚，所以备受时人称誉。其实他们的创作成就并不高，不但不能与前代诗坛的大家相比，就是在元代诗坛上也并不一定是最优秀的诗人。四人的诗歌创作，在题材内容上大致相同，艺术上也比较相近。明人胡应鳞评此期诗风特征，“皆雄浑流丽，步骤中程。然格调音响，人人如一，大概多模往局，少创新规。视宋人藻绘有馀，古淡不足。”（《诗薮》外编卷六）正道出了“四大家”的艺术共性。当然，“四大家”的艺术风格同中有异，各人也还有一些自己的特征，这是他们超过当时其他诗人的地方。

“元诗四大家”中最优秀的诗人是虞集。他擅长律诗，无论是五律还是七律，都写得格律严谨，隶事恰切而深微，意境浑融，风格深沉。例如七律《挽文山丞相》：

徒把金戈挽落晖，南冠无奈北风吹；子房本为韩仇出，诸葛宁知汉祚移。云暗鼎湖龙去远，月明华表鹤归迟；不须更上新亭望，大不如前洒泪时！

这是元诗中少见的名篇。诗人把深沉的历史感慨溶进严整的艺术形式中，沉郁苍劲，感人至深。虞集虽然宦途比较顺达，但仍然希望到江南故乡归老田园。他的《风入松》词有“杏花春雨江南”的名句，这种意境也常出现在他的诗中。

杨载的诗风劲健雄放，主要体现于七言歌行，其律诗则以谐婉见长。范梈最长于歌行，诗风豪放超迈又流畅自如。他的五律专学杜甫，颇有杜诗沉郁凝炼之风。如《京下思归》：

黄落蓟门秋，飘飘在远游。不眠闻戍鼓，多病忆归舟。甘雨从昏过，繁星达曙流。乡逢徐孺子，万口薄南州。

揭傒斯的诗以清婉流丽见长，有些作品则质朴无华，别有寄托。如《秋雁》： “寒向江南暖，饥向江南饱。莫道江南恶，须道江南好。”此诗暗讽蒙古统治者一面掠夺南人的财富一面又歧视南人的行径，是元代中期罕见的讽刺之作。

此期黄溍、柳贯、欧阳玄等诗人也较知名，但他们的成就都不如“元诗四大家”。

参考资料：

《中国文学史》第六编元代文学第九章元代诗文

在元代，杨维桢是一位独步书坛、极富个性魅力的书家，从他的书法师承出处看，似乎和同时代的书家并无区别。楷书风规晋唐，尤得力欧阳通、褚遂良；行草则远法汉晋张芝、索靖，但最终却走了一条与时风截然相反的道路。与赵派书法严谨守法、流美秀逸相比，杨氏书法则狂怪不经，冷蛸朴拙；前者有皇室显贵的气质，后者有山林野夫的面貌。分析其成因，首先与他高旷绝尘、特立独行的个性有关，其次与其书学主张有关。杨维桢非常强调“面目骨体”、“性情神气”的表达，所以他的书法尽管是在学习传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却竭力反对因循守旧，不思变化。

杨维桢的书法，不为时限，其任性恣情、表现自我的创作原则，对后世尤其是明代革新书派产生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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